此时此刻，三人均做出聆听者的姿态，面对他们，清澄的汗水从掌心渗出，心脏也止不住砰砰乱跳。
他们三人全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乃至最高的决策者，这让清澄感觉自己不是在徐公馆，而是在法院的审判席。
她只是一名基层党员没有任何职务，却要控诉那几名有权有势的大干部，按自古以来民吿官的结果，她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但是她不能退，她是.dang.的喉舌，更是人民的喉舌！
想到苏区百姓的苦，清澄鼻头一酸，咬牙压下心底的惶恐，上前一步开了嗓，大家肯定奇怪自己一个待在上海工作，从来没去过苏区的姑娘，怎么知道有人在苏区种植烟苗。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余书记，他与组织失联是在经历了一次内奸的追杀后，两个人追他，逃跑过程中，余书记奋起反抗，击毙一人。
然后事情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自己同艾瑞瑞同志核对死者情况之后，发现家里查无此人，他们当时将死者按照击毙的特务处理了。
为什么会多出来一个人？他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人是特务吗？他受谁派遣？一个又一个问题积压在清澄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
可惜那天组织金门饭店的撤退才是当务之急，清澄没法细究，出了饭店，她自己也同组织失联了，想查证也找不到人。
直到她从牢里救出被困的余书记，事情才有了些许眉目，他曾经在某次组织会议中见到过死者，但是时间久远，记忆有些模糊。
故而余书记特地去翻找了警委早期的档案，还真让他找到了那个陈四斤，当然陈四斤只是死者的化名之一。
死者本名田潮，赣西人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入党，曾是上海总工会的骨干成员，但是在412白色(颜色)恐怖期间，死者不幸被捕。
按照清澄买到的出院名单，此人投入南京感化院一年即宣布脱党，后面便不知所踪。
由于是组织早期成员，除了余书记这种老同志有些印象，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再派驻上海的同志几乎没人认识他。
一直沉默的王人庸，突然打断了清澄的话：“我有个疑问，我老婆参加革命也很早，她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已经是上海沪东区委的女工部长 ，都是上海工会的人，那个田潮她不能没见过啊。你怎么确定此田潮就是彼田潮？”
其实清澄也有同样的疑惑，她认识的瑞瑞能辨识任何伪装，只要见过那人一面，就绝对不会忘记。
哪有年轻人三四年间的长相变化，大到能让一个易容高手也认不出来。瑞瑞不会轻易出错，那只能是余书记记错了。
但是当清澄同余书记阐述了自己的疑惑后，余书记好脾气的自嘲，他是个大近视眼，100米外人畜不分，怕认错人尴尬，一般认人不先看脸，而是看他的步态、身形、习惯性动作、有没有烟味和显眼的标志物，如胎记、大痣和伤疤等。
田潮脖子上曾有一块大瘤子，后来找大夫割了，留下一个银元大小的疤痕，余书记靠那个疤还有死者拿枪时竖起大拇指的习惯，才认出来人。
至于其他变化，余书记只记得死者身上有一股陈尿味，骚臭难闻，以前死者连香烟都不抽，身上肯定没有这味儿。
“那也不应该，这么明显的疤痕，连余书记个大近视眼都瞧出来了，瑞瑞不能没印象。”王人庸不满的嘟囔着。
端坐主位的伍豪偏过头解释：“你那个时候在军队里可能不知道，小艾由于工作突出，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旬，组织调她去武汉参加党内的集训，历时6个月，培训结束后就留在武汉工作，有可能同那人的活动时间错开了。 ”
“其实认不出一个人有很多原因，死者万一得了麻风之类的疾病，或遭受意外损伤面容，亦或者他的身材与之前的变化很大，加上小艾是区委的，死者是总工会的，两人的工作交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姜云好心给出合理的解释。
姜云同志为了送情报自损面容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老王垂下眼帘偃旗息鼓了，可脸上还透着满满的不甘。
眼看着老王钻起了牛角尖，清澄表情未变劝道：“别纠结了，我告诉你死者是个大烟鬼，能理解了？”
“啊？”王人庸张大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转而又恍然大悟，“哦”了一声，乖乖闭上嘴。
赶紧把话题再转回来，清澄决定相信一次余书记的判断，只是此人已经脱党很久了，怎么又突然出现帮特务搞暗杀呢？
于是她和李盛同志分别动用自己的渠道查找，结果一无所获，田潮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特务组织或社会团体，也没敢回工会，他在南京最后的记录就是留在感化院的脱党申明，还有出院名单上的红手印。
据李盛同志猜测，这人对国府没有特别大的利用价值，在离开感化院后理应返回了赣西老家，回老家种地，继续当普通人是他那时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