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复杂有复杂的好处，因为制作的木模，线条是用阴线技法刻出的，故而压出的砖上的笔画线条就是凸出于砖面的。
金陵博物馆现在传过来的，就是线条非常明显清晰的墨拓，和阴文墨拓的黑底白文不一样，这个砖画拓本和传统画作类似，还是白底黑线条。
当然经过了两次翻模后，线条会变得更加粗糙，类似于现代的版画，不可能做到如画笔的笔触那般精细，但是大的构图和线条却还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画中采用散点透视法，继承了以往的绘画传统，技法娴熟，线条流畅。八个人物均席地而坐，比例匀称，姿态肆意，神情生动。
上面部分的砖石画面上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
每个人物之间用青松、阔叶竹、银杏等植物加以装饰。
荣启期与竹林七贤上下差了上千年，荣启期活动于春秋时期，传说与孔子都有过交往，当然不可能和七贤坐在一起喝酒，将之放在同一幅画中，既有将其视为楷模之意，主要还是起平衡画面之用。
人物造像的风格上可以看出风靡南朝的人物风格，那就是宽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风流名士形象和纯净精巧、纤丽飘逸的风格特征。
虽然比绘画差了很远，但是雕刻线条劲挺而飘逸，神形兼备，也弥补了很多细节上的损失。
至少在砖石画像这一门上，“六朝神品”当之无愧了。
因为画像非常的清晰，因此周至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和自己手上的画作是同一母本，所有的大线条和可以看到的部分，都完全一样。
比如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又比如八人均席地而坐，且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将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形象都能够与画卷上现在还可以辨析出来的那部分完全的重合。。
关于七贤有个典故，叫做“嵇琴阮啸”。这块砖画中的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之状，很显然一幅嗫嚅忘形的样子。而山涛是个酒鬼，有“饮酒至八斗方醉”的记录，因此在画面上手执一个酒碗，而王戎手舞如意，赤腿，并特意配以钱箱、姿态懒散悠闲。
这里是一个细节，王戎是最恨钱的，一般的竹林七贤图绝不会给他配钱箱，如果配了钱箱，那也多半应该让王戎流露出厌恶的挥苍蝇一样的动作表情，这幅画非常的特殊，给画成了全不在意的样子。
其实这可能是画家想要表达的更深层的内涵，竹林七贤嘛，追求的本来就是心灵的自由，连身体都不能成为羁绊，又怎么能被身外之物羁绊呢？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王戎手里的如意，真的就是一只痒痒挠，前面有个小手，后面是个直直的长杆子，加上王戎手持的姿势，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抽旱烟袋锅的老头，仔细看才会发现是一只“老头乐”。
这一形象在后世的画作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竹林七贤嘛，玄理深思，高雅自命，麈琴在侧，诗酒萦怀，怎么可能拿着老头乐玩儿呢？
所以在后来的文人画里，如意就变成了灵芝状的那玩意儿，再看不到老头乐的影子了。
反正除了现在这个，周至就没见过哪幅高士图里，拿如意的高士，手里的如意是老头乐的造型。
同样比较独特的还有阮咸，阮咸通音律，擅弹琵琶，当然这里所谓的“琵琶”，也与现在的琵琶大不相同，这种弹拨乐器在后世直接被称为“阮琴”，弹奏阮琴有个雅称叫做“拨阮”。
又因为“阮”和“月”在古音里非常接近，因此后来也渐渐有人把这种乐器换了个名字，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月琴”。
但是这个变化也是渐渐发生的，月琴被人普遍认识却是在宋明以后，唐时的七贤图里，阮咸手持的往往就是唐代大家认同的西域琵琶，这就是画家学识不到位，受到了世俗称呼影响的缘故。
这些细节处，既是砖画和绢画同出一本的明证，也是画本出自无限接近东晋的南北朝，画家无限熟悉晋朝事物，不像更往后的画家根据典故文字凭空发挥想象，然后被世俗带歪的明证。
当然区别也不是完全没有。
首先就是人物和他们背后的树木画面虽然一样，但是排序却是经过了调整的。
周至的画卷，画面上的人物排序是荣启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而砖画上则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
砖画将王戎提到了山涛的后面，将第一位的荣启期放到了末尾。
而且在画卷上，每位人物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舒朗的，这也是南北朝此类人物画像的标准画法，每位人物可以独立成画。
而砖画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排布下八个人，又要让人物足够的大，因此完全没有考虑留白等布局，将人物和任务之间的空白都给裁掉了，一个人物紧挨着一个人物，让画面变得绵密异常。
这就有意思了，六朝四大家，本来就有疏密两种画风之分，这下被匠人把“疏本”应给挤成“密本了”。
不过要解决砖画和绢本是否同出一个母本，周至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
将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