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被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小盘子。 而底部标签上贴的是“唐大邑蜀窑白瓷荷叶碟”。 碟子并不大，直径大约十五公分，形如荷叶微翘而撇口，颜色细腻白皙，釉面微带小坑，那是烧造时候些微的缩釉现象，文玩行内所称的“橘皮纹”。 张老将磁盘底部贴的小纸片掀起，发现底部满是火石红，从釉边的结合处看，能够看得出来这磁盘先是用红泥做陶胎，修胎之后，又用白土作为“化妆土”修饰了两层，得到白胎，再在白胎上施加草木灰釉入窑烧造，得到这个白瓷盘子。 最重要的，是碗底釉下还用青褐釉写了四个小字“天宝永昌”。 “这推断是不是有些草率了？”张老问道：“我记得有个说法，是所谓‘大邑白瓷’，其实只是杜甫的一种误读，因为蜀中大邑素不以白瓷着称，且大邑的窑址，不是没有被发现吗？” “中国白瓷瓷器南北窑口，一般断定为三处，其一是北方体系，即唐代邢窑-宋代定窑-辽白瓷—后朝定窑一系如鹤壁，耀州诸多窑口。” “南方一般以从元代jdz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为起点，之后便是明永乐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 “此外还有一个分支，则是着名的福建德化窑的‘象牙白’。” “我们蜀中曾在彭州发现过制作白瓷的瓷窑，一度曾经被误读为杜甫诗中唐代大邑窑的窑口，然而再经过残器，窑炉等研究后发现，彭州窑其实还是彷定窑一系的传承，是宋后的窑口。” 周至不禁竖起了大拇指：“张老对瓷器的研究够深入的。” “别给老头戴高帽子。”张老摆手：“说说你断这小盘子的理由。” 周至笑道：“张老所说的这个‘大邑无白瓷’的推论，其实最早来源，是登录于《半岛晨报》的一篇文章，因为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作，叫做《咏大邑瓷器》，一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对吧？” “对，文章里论证了这首诗，认为乃是‘孤证’，大邑既无窑口，也无实物左证，因此是作不得真的。” 周至笑道：“可是这所谓孤证，乃是文章作者见识不广之故。” “这却如何说？” “首先我们来考证这首诗，关于它的注解，清乾隆版《大邑县志》卷二《人物·流寓·唐》中，关于‘杜甫’词条记录得很清楚：大邑距崇庆州止一舍。少陵至州治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有‘大邑出瓷轻且坚’句，详见艺文。” “文中‘舍’为古代计算里程的单位，即三十里。‘邑令’指县令。大邑县令韦班是杜甫友人。诗中‘哀玉’形容瓷器碰触声音凄清如玉。诗里说，大邑烧的瓷器重量轻、质地坚韧，敲击声响如玉，名传锦城，比霜雪还洁白。” “由杜诗可见，杜甫向大邑县令韦班乞瓷碗在先，访大邑瓷窑在后。” “而历代学者对杜甫咏唱的大邑白瓷都深信不疑，持肯定态度。jdz人蓝浦的《jdz陶录》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其卷七‘蜀窑’一节记述：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 “‘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 “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邛州志》卷三十七也载：少陵至州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 “杜甫所作《寄邛州崔录事》诗，表明杜甫与邛州崔录事关系十分密切。他从崇州到邛州，大邑是必经之地。民国时，邵蛰民、余戟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云：“蜀窑唐代置，在蜀川崇州大邑。所造器体体薄坚致，色白声清，亦名‘大邑瓷’。” “杜甫七五九年岁末到成都并居住数年，大邑置县于唐咸亨二年也就是六七一年，杜甫七六零年在蜀都写《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是大邑置县九十年年后所作。所以杜甫与大邑县令会晤，造访瓷窑，与‘邛州崔录事’交往的时间，都在他寓居成都之间。从创作时间和文献史实考证来说，一是杜甫诗作行迹和史政相符合；二是历代记录，也无质疑之声，说明唐代蜀中产白瓷，原是母庸置疑的。” “那篇文章还认为，大邑瓷窑没发现遗址，这也不符合事实。”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专家杨啸谷先生，就在《华西文物》创刊号上讲到‘大邑窑’：最近在大邑东关场土中掘出窑王像，上刻有款曰‘大唐天宝三载六月四日唐安郡晋原县德信里永昌窑敬造窑王像’，共二十七字。有原来的白釉挂在上面，始知大邑的瓷窑，唐时有名永昌窑者，在今崇州东关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