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只是以为“枢密使”之设非是夺相权，乃在分化宦官，使中尉不再干预政事。宣宗欲尽诛宦官而不得，则莫若步武祖考！
像相关史料所表明的，宣宗不独设置了上下枢密院（又唤作内枢密院），还设置了南北宣徽院，名则宠之，实则分枢密使、宣徽使之权为二，使其相互制衡。神禹治水，疏而不堵；阴阳不害，相生相克！枢密使既得参与国政，又统押着天下各镇各州各军的监军，此权过大，剖为上下，再将宣敕传命之权割与宣徽使，如此一来，使得原本只是向外宣索财物以及管领大内诸般杂事的宣徽使得与枢密使相抗。枢密、宣徽同居大内，容易齐心，（中尉居禁苑）再合以南牙百官，则足以制衡中尉。且以“宣徽”、“枢密”作为上迁“中尉”的必由之阶，而非以副使相代，如此则可高枕而卧！
唐宣宗的这种分其权而非削其权——更非削减其利的措施，其得失如何，特别是对于社稷，对于百姓而言，似乎是很难简单论断。后世也有人指出——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便指出这种“豺狼当道”，却“只顾狐狸”的行政，正是加速大唐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原因。
而对于砀山午沟里的“朱五经”朱诚来说，宣宗皇帝的清明吏治并没有使他这个“辛苦业儒”的寒门子弟获得什好处，次子和幼子的接连降世在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后，便变成了他长久的巨大的负累。这从他两个儿子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他的次子名存，幼子名温。古人取名，兄弟讲究同气连枝，或重一字，或同其部首，“存”、“温”却不相类，只是协韵罢了。朱诚择此二字，似乎是表示儿子的存养和温饱都成了难事！为此他不得不将后面出生的女儿胡乱送与了人。
其实砀山这个地方，山明水秀，沟河纵横，田亩连云，南北不足百里内便是两条沟通南北的大水——汴河（又称北汴河，为泗水支流）与汴水（即通济渠）。
若朱诚不是死守着他的“五经“，而是降心力耕于田，刍荛于山，渔舟于水，甚至南北逐什一之利，似乎解决一家子的温饱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想象之词，在那么一个豪强兼并田地之世，他也未必有田可耕，有山可伐，有舟可渔的。即便他有，也未必能免于饥寒。毕竟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进士孙樵给宣宗的上言中便有“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的话。
生民为艰，而以儒学教授乡里究竟所得几何呢？毫无疑问朱五经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本业，或许还期待长子成立后，他如何着有了盘缠，便也要往长安考一回进士的。然而所受与所求的巨大差异，可能不仅在生活上，也在心理上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最终他早早离世，只留下了一个弱妻三个幼子。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朱诚不仅是寒门，而且还极可能是单户，他似乎没有任何兄弟，他的父亲似乎也没有任何兄弟，他的妻子似乎也没有任何兄弟。因为在朱温坐上龙榻后，宗族贵戚里并没有出现他的父党与母党。所以朱温的母亲王氏在丈夫死后，才不得不离乡去里另谋生路。
王氏生长得肥肥大大，是一个标准的唐朝女子，她除了一团天然的善良，以及由善良生出的温恭、勤劳，便再也没有其他才德可称，她不仅性格畏弱，见识鄙短，还可能一字不识。也许她这一辈子做过的唯一一件有见识的事，便是去萧县做了刘崇家的奴仆。
从史书上看，朱温的祖母姓刘，也许便是萧县人，也许正是因为有祖母家做牙子，王氏与她的三个儿子才有幸得着了这个存身处。做奴仆也没什不好的，总好过饥饿死，还是刘家主母好仁义，才肯收用三张填不满的嫩嘴儿来！
刘家的主母——刘崇的母亲也是个寡居的妇人，她的丈夫刘泰曾出任过萧县县令，因此置下了鸦飞不过的大片田宅。她的儿子已经成长到可以出头露面的料理家中里外的事务，却还没有来得及给她添上个孙儿。王氏带着三个孩儿的到来无疑给她添加了许多的乐趣。
“温哥儿，来！来！”
朱温虽说是作为奴仆的孩儿，可这小厮眉眼喜人，性子又活泼、乖觉，刘崇的母亲见到他时，便总是会忍不住要把他招引到膝前来。朱温并不认生，也知道谁对他好，也知道他合对谁好，但闻着些声气，便穿堂过户的寻过去，在主母的房间里蹦蹦跳跳的撒欢。这个房间可与他阿娘的大不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便是那块明晃晃地可以印出人影的物什。
“阿婆，那是什？”
刘崇母亲被朱温的小手牵引过去，道：“这是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刘母是士族，知书识字。朱温又指着镜中人道：“那是谁？”刘母道：“谁？温哥儿么！”朱温摇头摆手的照应了一下，突然委曲地道：“阿婆，我不喜欢他！”刘母道：“为什来？温哥儿！”朱温转身道：“他脏！”刘母哟了一声，蹲下抚了抚朱温的脸颊。孩子的头发确实有些蓬乱，而且穿着也是很寒碜，遂温声道：“等着啊，阿婆给你变个小郎君来！”
朱温看着刘崇母亲出去了，又对着镜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