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设想的四千万钱，百万亩良田绝对不是异想天开。 事实上江东处于的是田多地少的局面，很多豪强之家皆田连阡陌，一户有田数千亩甚至上万亩都很寻常。 哪怕是最普通的百姓，一夫携五口而治田百亩，在吴郡将来亦能逐步普遍实现。 所以，在将来要开垦出百万亩良田其实只需要万户人家。吴县这种繁华的万户大县，天府之国，膏腴之地，绝对可以做到一县抵一国。 江东的确是开发程度不高，很多地方是山林险峻，甚至还有沼泽瘴气，荆棘遍野。 但些地方是绝对不包括吴县的，甚至不包括太湖周围的几个县。 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太湖平原，从吴国开始这里就发展了近千年。 哪怕孙策还没穿越，这里就有上万户人家，整个吴郡有七十多万的人口。 而孙策推行的政策，完全在是为了解放农业生产力，意图将这里缔造成历史上那个鱼米之乡。 这里可是太湖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只要耕田开垦出来，几乎全是能够亩产十石的上田。 可以说，只要吴县、无锡、毗陵（常州）、阳羡、邮拳、乌程这几個围绕太湖的县，土地得到充分开垦，良田就不止几百万亩，财政收入过亿都轻轻松松。 孙策于是郑重的宣布：“那便按照长史所言告谕郡县，官府将于十月正式征收国家正税，计亩征钱！” 计亩征钱，也就是征税只收江东通宝。 这次是强制推行，无论豪强大族还是平民黔首，都不得不被迫接受普遍使用江东通宝的事实。 这也是对现实情况的进一步推进。 吴郡北部，通宝已经开始出现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吴县、无锡这种重点安置军队的县邑，通宝已经是流通的主要货币。在曲阿、娄县这种周围县邑，通宝也跟布帛有了差不多相等的地位。尤其是在大宗交易中，很多豪强愿意带着一车通宝胜过带上几车布帛。毕竟至不济，通宝还能在当地的县衙置换成等价值的布帛继续完成交易。 而另一方面，大族们也已经开始偷偷摸摸的尝试融化五铢钱，私铸货币。这使得江东通宝流通的普遍性进一步提升。 至少在吴郡北部，江东通宝作为主要经济货币已经有了一定存在基础。 而任何这种重要经济模式的形成，都少不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孙策就是打算将这次计亩征钱，当作江东通宝成为主要经济货币的标志。 随后孙策说道：“为防止谷贱伤农，县衙兑换粮帛曹司，正式转为常平仓，按三十钱一石，保证粮价！” 常平仓汉室就已经存在数百年，谷贱时增其贾而收米，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卖米，以利百姓。所以在江东推行常平仓，众人没什么惊奇。 这可以预防百姓手中没有足够的江东通宝纳税，而不得不变卖家财于豪族。在最窘迫的情况下，百姓也可以推着车，把粮食卖到常平仓里，从官府手中获取铜钱，然后缴纳税赋。 当然，豪强们也可能会用私铸的铜钱溢价收购百姓手中粮食，从而将手中铜钱投入进市场当中。 但这对孙策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手段，他成功实现了铜钱和粮食的价格锚定。 任何货币都需要一种稳定的锚定物，有时候是金银，有时候是石油。 但在汉末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吴郡目前的局面中，最佳的锚定物无疑就是粮食。 用粮食锚定江东通宝有两个无与伦比的优势，其一就是粮食的规模足够庞大，可以支撑起大量江东通宝的流通。 其二则是粮食又非常短缺，具有绝对无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在这个乱世，大量人口南迁，粮食对官府、豪强、百姓都是急需之物。 当然粮食作为锚定物可能只能存续两三年。 因为吴郡这片膏腴之地，鱼米之乡，一旦开发成功，一郡获稔，则数郡数岁忘饥。后期官府必须主动切断钱、粮的固定价格锚定，转而支持其自由交易，市场定价。官府只用常平仓保证最低的粮价即可。 孙策不是朱元璋，他不会期待于一种制度就能运行百年，解决一切问题。 相反，他更推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主动革故鼎新，才能保持势力永远充满活力。 粮食能够帮江东通宝确立经济主体地位两三年就足够了！ 两三年后，江东通宝完全可以凭锦缎、盐茶、甚至更多的工业制成品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重新锚定自己的价值。 现在更值得关注的还是江东到底能产出多少粮食？ 孙策看向孙邵，问道：“如今吴郡境内田籍是否统计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