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目前的情况是，郡县初平，刚有小安，百姓皆务其本业，百废待兴。 官府当然也是希望完善治理，兴修水利，完善道路，甚至建设城邑。 孙策咨询几位臣子关于全郡道路和吴县城邑的建议，朱治最先开口。 “将军，如今吴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百姓皆在忙于农耕，恢复生产。且已经在修一处水利，若此时再建道路，修城邑，养军兵，必须有所规划了，否则恐怕会操之过急。” 孙策顿时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件工程正在施行之中，问道：“水利的兴修情况如何了？” 顾雍主动介绍道：“这项水利主要是在东陵乡高处修建一处湖陂，然后通沟渠四时入垄，筑堤捍水，垦造水田，将千余顷望天田改造为水田。” 孙策听完便有所了然，总有人以为他一名将军不懂农业、水利，以为他说的亩产十石是异想天开。 事实上孙策所了解的农业水平，甚至要远超当世大部分劝课农桑的官员！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从北方南下，没有接触过真实农耕的士人被想象中的农业给固定了认知。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江南尤其是吴县这一带会被称为玉米之乡。 很多人都以为引水灌溉，就是修一条沟渠把水灌溉一遍土地就行了，这种旱田自然是亩产只有两三石，也就是一亩地产粮只有五十斤到七十斤之间。而后世人一年的食物摄入量是每年四百斤。就说这个时代的百姓，怎么可能不面黄肌瘦？ 可如果兴修水利这么简单，那些修水利的官员会被无数百姓世代供奉、纪念？ 事实上，真正的修渠堰是吴县这种，将水利灌溉区内的所有旱田改造成水田，建起田埂将田垄围起来，筑堤捍水，劝以耕牧。水田既修，其利兼倍。 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学者傅玄考察了地利，总结出来“旱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可一旦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而“水田则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所以“自近魏以来白田收至十馀石，水田收数十石。” 这也是为什么修建水利之后，农田可以不患水旱。淮南那里因为有芍陂，更是形成了一处百里不望天区。 顾雍此时也说道：“旱田和水田差距极大，县中劝农官员已经按《氾胜之书》指导百姓调节水田水温，水温得时，早稻晚稻合计产粮十石完全不在话下。” 孙策微微点头，要发展水田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水源充足，二建设沟渠。 前者鱼米之乡，这片土地已经满足。 但后者建设沟渠，你指望一群小农经济的小民自己去干这個？就算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干一百辈人，甚至一千辈人，能不能挖出一座湖陂，然后修出来一条沟渠，灌溉上自己那二十亩地？ 包括后世很多人一提发展农业，精耕细作，也只是知道这个概念，对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就以为是给百姓分十亩地，让他们自己去守着自己那十亩田，拿着耒耜、锄头埋头在地里精细耕耘。以为这就是小农经济，这就是发展生产。.. 其实这不叫小农经济，按照这种思路，水平最多叫刀耕火种。对农业的理解水平上限也就是井田制那种级别了。每个人挑水灌溉自己田垄内这九分地。以为这就叫精耕细作。 事实上，农耕的士大夫们见识都比这些后世普通人更高。他们还知道，要发展农业，必须让百姓目光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超脱出来，集结人力才能发展农业，使田地不再靠天吃饭。 而中原农业经济之所以在宋朝进入腾飞，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宋朝不立田制，大庄主、大员外们能够集结大量的佃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所以才能有岁入百万石的恢宏场景。 其实只要没有战乱，没有人为干预，中原的农业经济一直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孙策才穿越半年，基本上对国家政治、经济、选拔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就连军事方面，都是纠正了小霸王的历史偏差，重新回归正轨，按照当下东汉朝廷的模式施行的募兵制。 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农业经济方面，他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干预，只是承认了当下客观存在的庄园经济模式。 若是没有战乱，按客观规律发展下去，江南的这些豪强会跟永嘉南渡以后的士大夫们一样，带着部曲将江南开发出来。 而众所周知，江南的第一次开发，就是因为衣冠南渡。在大世族部曲和宗族血亲的抱团开发下，江南大量农田被开垦，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升。 反倒是北面的鲜卑人刚刚入主中原，治国的想法跟后世普通人一样，完全靠着纯真和想象。 看到均田制，顿时一拍手，这不是完美的农业制度吗？每个人都守着几十亩农田，有田可耕，那我大魏江山还不是千秋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