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教谕听闻两位大人来了县学视察,连忙拿湿布子擦了擦脸,将公服穿齐整了,才到中堂上拱手迎迓,将四人请到座上。
“先生近日为外事所扰,无法专心教学,实在辛苦。正好今日请得陈监学在此,你有什么话可尽与他讲,不必讳言。”知府为他指了指陈同袍,温和地笑着。
教谕听罢,捋起了胡子,用极其为难的目光看向陈同袍:“监学大人,自圣上下诏以来,衙门里就急命下官筹备扩建事宜,并扩大生员人数,打算收纳更多的学生入学;可是一经商议,管理学田的乡绅却怎么都不同意,说这样会使成本陡然上升,空凭那点田租绝不足维持运转,最后闹到县老爷亲自出面,却也于事无补,只能耽搁下来,甚至已准备向他们妥协。今日有您带着晏相的命令下来,定能为在下明断,作个了结。”
陈同袍卷开袖子,清咳两声,似乎做出了一副准备回答的姿态,却在突然间被两个书办打断:“教谕莫要担心,晏相早有明令在先,叫我等死也要把新政推行下去。陈大人,对付这些顽固乡民,休怀仁慈,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就都安分了!”
陈同袍一瞥众人的脸色,即微笑道:“教谕你看,两位书办可是全力支持你呀,你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府台,麻烦您把乡绅们都叫来,我想听听他们的解释。”
济南知府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他慌忙低了头,仅仅答了声‘是’,脑袋里却胡思乱想起来。
受命管理学田的乡绅共有两位,一个名叫胡之章,乃是致仕的朝廷大员,今年已方六十七岁,家境十分殷实,田产无数,却素来尊敬士人、约束乡民,可谓当地的乡贤。前年大修县学,为了给自己搏上一个好名声,便将名下的四十余亩良田尽数捐赠,并为之管理佃农,征收租米,同时也从中捞取一部分好处,作为对自己的酬劳。
与之相比,另一位则要逊色许多,只是一名落第的秀才,姓严,名来甫,本无多少实学,空仗着父亲留下的祖业,在乡间当着一个大财主。因看胡之章捐田得了个名利双收,十分眼红,便向县学卖出了四十亩的土地,也被当地官府委派,管着这一片田亩的租赋。
二人一前一后的来到了大厅上,两个书办瞪直了怒气腾腾的双眼,连眨都不眨,目送着他们坐到了圈椅上;严来甫发觉了他们的神态,不觉翻了两个白眼。
“小人是一介村夫,不知国家道理,”胡之章拄着木拐,懦懦地说,“只晓得一方水土,不曾测天恩如何。如若新政果真有利天下学子,我当拱手听命;如若不然,恕在下无法遵从。”
“我说胡老财,”那个书办拿余光乜了他一眼,“你这意思,晏相还存心要害了天下学子不成?少来这一套!新政是皇上钦定之策,你要妄加反对,就是明抗圣旨!”
“二位大人,我一个无官之人,不敢抗旨,只是怕有小人遮蔽圣聪,仗着手中权势吆五喝六,把好好的一个国策弄得乌烟瘴气!”胡之章也不抬一下眼皮,只是大口喘着粗气,愤怒地喝道。
“好了,大家各抒己见,皆有看法,这是好事,何必互相攻击?”陈同袍看了看两旁说,“再说了,几张嘴吵不出什么结果来,一切得讲证据。把账房里的簿子都拿出来,先算它个明白。”
教谕旋即到隔间取了账簿出来,一张张放在了中间的楠木圆桌上,以供众人参看。
陈同袍举起其中的一份说道:“这每月收取的稻米算下来,折白银六十八两,而学校每月的花费不过十九两而已,还剩下四十九两,盈利甚多。若按二位之前所说的理由,成本问题其实是不大的。如果多修四五间学堂,再加上几间宿房,则用费完全可以承受,没有丝毫的压力。甚至修得和府学那样大,都不在话下。”
胡之章听罢,脸色都有些发白了,与严来甫面面厮觑。
“怎么样,汝等还有借口没有?”书办指着他们的鼻子问。
幸而胡之章脑子转得快些,他立马想好了托词,应声答道:“老夫之前是怕和官府应对麻烦,才寻了个理由搪塞。我是怕你们扩建了县学后,又打算从社学、义学下手,那时候再招那么多农家子弟去入学,都不耕垦了,田地迟早有荒废的一日!”
“我们何曾有过这个意思?都……都是你阴谋猜测!”那书办红着脸道,“我们向你打包票,对此新政会点到为止,不会冒犯到你们的利益!”
“什么叫我们的利益?”胡之章的拐杖重重地敲了两下地,“老朽身为地方绅士,理应站出来为我曲阜百姓着想!学与农自有分野,若汝等之意,使农民尽数入学,岂不是颠倒秩序!到时候把天下的田亩都荒废了,国用将愈渐不支,你们能负这个责任吗?敢负吗?”
严来甫见他步步紧逼,此时也来了劲:“不论怎么讲,我们身为本地乡绅,该负起保护百姓的责任,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大不了不去苟活,拼一个流芳百世!”
一个书办急得一拍桌案,把满桌的账簿都扫了下去:“我等是奉旨而来,你等想要抗旨不遵吗?这等严重的罪名,足以将你们满门抄斩!”
“抄、抄家又如何?!”胡之章气得双手不停颤抖,横眉怒目地望着书办。
“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