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漳州，洪立慎先容着宋巡抚发了那道凌迟军官的奏疏，自己则另行上奏，向钮远禀明误击之事，并弹劾宋巡抚驭下失当，为掩盖过失推罪他人等等，几乎可以致其被罢。
钮远近来一直焦心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他看到了宋巡抚的上书，眼睛都亮了，尽管对此有些疑惑，感觉应是洪立慎奏报上来才是；但依旧抬手打开了奏本。
他甚至毫不顾虑，当着都省群僚的面，大声诵读起来：“福建巡抚宋……奏：昨日番人兵船三艘，运火炮抵达东山岛上，然因口角争执，一军官……”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读到此处，竟把刚要读出的字吞回了喉咙，闭紧上了嘴唇。他那雄赳赳的气势一下子萎靡了，眼睛里一片黯淡的灰色。
众心腹们见他突然没了声响，知道情况出现了变故，便没有一个胆敢去问的，都缩起脖子，等待着他即将到来的暴怒。
可这次，钮远并没有过于动气。倒不是因为他突然稳重起来，而是心里明白，在自己的政策主导之下，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事件，责任必然是逃脱不掉的，根本没有计策可以应对。他早忘却了当时遮天蔽日的权势，如今只感觉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无力和恐惧包围着他，让他连发怒都顾及不得。
“一个军官误以为寇，擅行命令部下炮击。……此犯现已押到，请按其与叛国大罪相同，施行凌迟。”他一字一顿地把之前的话说完，随即折好了奏疏，无精打采地瞅着众人。
大家都吓得面色大变，哪还敢在钮远面前言语，生怕一句失言，就能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但他们也知道，此时需要有人出来给奉相安一安心，于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一位最具名望的人物。
那人乃是新晋的御史中丞宿宗善。他看到如此局面，亦是震恐万分，可难耐众人的期盼，只得挺起肥胖的身子，说道：“奉相，这区区一个边地军官，能负起什么责任？就算行了凌迟之刑，亦于事无补，不过稍解气闷而已。为大人想，也是为国家想，需要雷厉风行地罢去几名地方主官，才得堵住悠悠之口，安抚朝中人心。”
“我当然知道要找个能负责的顶罪，”钮远叹道，“可是南方究竟是何情形，哪些官员酿下了大错，我们还一切未知。”
“禀奉相，洪参政的密奏！”
钮远尚在踌躇，听得这个消息，真是如得了救命稻草一般，登时兴奋地站了起来，红光满面；但随后想到目前的处境，心情又重归失落，缓缓坐下：“好，拿上来吧。”
他揭开奏书的密封，将其中内容迅速地过目了一遍，便朝着宿中丞笑道：“你看，我们才说着顶罪的事，洪立慎的弹劾就来了，他可真是看得长远哪！有他牵头，接下来就好办了。立刻送到御史台，麻烦一下桂太尉了。”
兵船误击的大事件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朝堂。反对者们欣喜若狂，似乎不觉得这是多么值得哀痛的事，尤其是以曾粱为首的弹劾‘主力’，各显文笔之能，疯狂地声讨钮远的新政，攻击着他本就岌岌可危的地位；支持者们也瞬间变了一副面孔，弹劾的弹劾，唾骂的唾骂，还大肆声张着自己割袍断义的伟大，号召众人随他们一起为社稷大业诤谏。而与柳镇年等交结过深的，则没办法这么干脆，只得告假休养，暂避风头，艳羡着他们现在的无往不利，恨自己当初巴结错了人。
钮远尽量不去顾那些风言风语，照常去中书省坐班，但还是有人成群结队地在大门口喧嚷，弄得他睡不下觉，宁不了神。在备受了几日煎熬之后，经过御史台的协助，他终于通过皇帝的诏书，公布了第一步举措：即将责任全部推给福建巡抚，说他‘为推诿下属，故意夸大实情，欲借他人之极刑，以遮蔽本职之失察’，因此罢免官职，刻日押解到京。
毕竟有这位巡抚大人的亲笔奏书为证，如此解释倒是能稍服众心，可是曾粱等人岂能满足于此，他们继续穷追猛打，指责钮远任人不明，当再行罢黜涉事之大员，以谢天下。在钮远看来，这个目标很是明白：如果不从自己身上刮下几片肉来，他们是不算完的。
可他要想东山再起，必须做出万般屈辱的妥协了。于是，钮远将心腹干将洪立慎罢黜出了都省，使之解印回乡；并遴选了御史中丞宿宗善、桂辅二人进入中书省，宿宗善拜为参政，桂辅则是权且兼任此职，临时主事一年，再由百官荐举人才接任。
宿宗善的上任竟没有得到太大的反对，这是钮远感到庆幸的。这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官场新人虽为奉相的心腹，乃是十足的柳党出身，可是他处事圆滑，从来没做过什么得罪人的事（也是因未受柳镇年重视的缘故），故而朝臣们对他印象颇好，赞同他出任省臣。桂辅呢，大臣们却不太关心，这位仅仅是给柳党跑腿的人物，像个傀儡一般毫无主见，对大局似乎无关紧要。他们重视的，是明年要接任这个位子的官员，觊觎着大权的人不在少数，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在所难免——钮远特意留的这个心思，是他们绝没想到的。
可是钮远现在做不了什么了，他一味的妥协使得自己威严扫地，已经不能拥有左右朝局的力量了。鉴于这样一个烂摊子，钮远不得不求助于柳镇年，这个已经淡出决策中枢许多年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