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对于增加国库收益确实有很大的裨益。
除此以外，一条鞭法将赋役货币化，将更多的农产品推到市场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流通，使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句话概括，一条鞭法，既增加了朝廷的税收，又稳固了政权，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一个制度。
不过，对于朱由校来说，一条鞭法并不完美，而且弊端也很大。
一条鞭法的推行，只能增加朝廷的收入，并不能改变地方上乱收费和滥收费的现象。
而且，一条鞭法的主要收入，还是在于对农民和土地的摄取，将所有正式赋税跟合法加派，全都收归了朝廷，地方官府为了财政收入难免就会“自创”一些苛捐杂税。
时间久了，其结果，就是官逼民反。
一个国家想要稳固，农民能够安稳生产，才是最为重要的，一旦压迫的农民地都不想种了，那到时候，说什么都完了。
想要避免这一情况，唯有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使商税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把朝廷和官府的目光，从农民身上挪开，从而减低农民负担。
想要尽快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眼下唯有放开海权，促进海上贸易才行。
而工商业发展好了，国家财政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负担也能降低。
只要农民稳了，那么国家根基就会稳，到时候无论朱由校怎么折腾，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可以说，无论是之前朱由校拟定的四项改革，还是左光斗、邹元标的提议，都是息息相关、互相连通。
批复完左光斗与邹元标的题本之后，朱由校又拿起了杨涟的题本开始翻看起来。
果然，杨涟的这封题本，也没有让朱由校失望。
题本中，杨涟对大明的藩王制度，进行了言辞犀利的批判，直接请求天子废除大明藩王制度，收回一众藩王名下的土地和各种产业。
看着这封题本，朱由校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当中，大明的藩王，如今已经是毒瘤一般的存在了。
当年朱元璋害怕后代子孙吃苦，定下的藩王制度，对于大明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依照规定，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有了爵位，就要由国家财政奉养。
除去太子之外，皇帝的其他儿子，都要封亲王爵位，世子袭亲王爵位，其他儿子封郡王；郡王长子袭爵位，其他的儿子封镇国将军；再往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中尉……
可以说，大明的藩王制度，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全部宗室都世袭罔替的存在，其中的危害可想而知。
虽然大明的王爷，在政治和自由上，受到了限制，但是生孩子方面，却没什么限制。
一些被当猪养的王爷，闲的没事儿，就只能生孩子玩儿了。
一生十、十生百，这两百多年下来，宗室子弟，可以说是以几何倍数的增长，就连朝廷也无法统计大明到底有多少宗室子弟了。
虽说有的宗室子弟因为血脉久远，生活困苦，但是能够有一个领取禄米的仍不在少数，朝廷每年光是拨付的禄米，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再加上那些宗室占据了大量的耕地，还不用交税，国家收入越来越少，藩王拿的越来多，不被吃垮了才怪。
就拿福王来说，当年万历帝，一次就赏给了他良田两万顷（二百万亩），河南的土地不够，就山东湖广来凑，而且还有四川的盐税、茶税，以及河南盐店专营权等。
这一个王爷，就让国家少了多少收入？再加上周王、潞王、清源王等等……实在太多太多了。
总之就是一句话，如果弄掉这些藩王，不仅能够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还能增加国库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
对于朱由校来说，他是很想同意杨涟的这封题本的，但仔细一想，却又不敢轻易下决定。
大明如今在册的宗室子弟，至少有六万人左右，不在册的那就数不清了，一旦收回了他们的封地和经营，他们靠什么过活？
那么多人没了活路，肯定是会闹事儿的，到时候自己总不能真的举起屠刀，去屠杀朱家子弟吧？
因此，在削藩之前，肯定要先为那些宗室子弟找一份活计才行。
无论是让他们做官、经商还是种地也好，总之，得给他们留一条活路才行。
沉吟片刻，朱由校提起朱笔，在杨涟提本上批复道：思图两全之策。
意思就是告诉杨涟，去想一个两全的办法出来，既要平稳削藩，也要保证宗室子弟能够活下去，不闹事儿。
将杨涟的题本与左光斗跟邹元标的归到一起之后，朱由校也随即翻看起了黄立极等人的题本。
黄立极、魏广微等人倒也老实，全都依照他的意思，一字不差的进行了上书。
最后，拿起崔呈秀的那封关于取消士绅免税特权制度的题本，朱由校沉思片刻，随即批复道：已阅，由百官商议。
其意就是，不反对、不支持，你们自己看着办。
随后，朱由校将左光斗、邹元标、杨涟以及黄立极、崔呈秀等人的题本收在了一起，然后递给了一旁的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