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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夏天被市民银行党委表彰为1996-1997年度优秀党员,是市民银行收编金融服务社后,从金融服务社体系过来的党员群体中唯一的一名优秀党员;同时,也是在市民银行的敏感岗位上工作的党员群体中唯一的优秀党员。在当时,市民银行党委要在刚刚接管金融服务社一年多这样的条件下,从那么多党员中筛选出夏天来,也是冒着风险的。夏天想到这些,思绪万千,当初金融服务社发生的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夏天的脑海里闪现。
好了,往事不堪回首,现在书归正传。
却说总行的新班子在到任几个月后,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走访了各支行,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终于不急不慢地烧起来了。
首先,总行新领导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采取组织措施,对一直以来认为有后台,常常与总行分庭抗礼的中兴支行的行长、副行长作撤职处理。
接着,宣布全行分阶段进行机构改革,第一步先开展总行机关的机构改革。在“机构改革”这个名目下,撤销了总行稽核处,万人处长到下面的支行当了行长;增加了总行资产防损部,并把在走访各支行调查研究时,基层行意见最大的信贷处主要负责人易木子和该处骨干万中易、罗英国、徐海涛等四人调整到资产防损部;将总行办公室主任古元安排在信贷处当处长,将人事处长邵云峰调到工会,将监察室主任许光调到人事处当处长;而缺员的办公室主任则采用行内招标的形式遴选产生。
明眼人可以看出,“机构改革”四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是,这改革只要一改下去就是有人高兴有人愁。就像歌曲唱的“这家欢喜那家愁”。你看,市民银行只换了一个董事长,增加了一个行长,就动了人事处、信贷处、办公室、工会、稽核处、监察室等部门的一把手。
在调整后的一把手中,最不惯的当属邵云峰和易木子。邵云峰是个成熟的党务干部,深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调就调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邵云峰在心里说。而易木子就不同了,刚刚在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岗位上摸出一点当官的门道来。“这下好了,不要我干了。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又不是干了三年两载了。不就几个月吗!”——易木子在心里愤愤不平道。市民银行决定调整岗位的通知一宣布,易木子连续三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可见他的精神负担有多重。
新班子的第三把火是:以召开经营工作会议的名义,调整全行的经营思想,介绍新班子的施政纲领。开始了“树德”的进程。董事长申一枫也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他把召开经营会议的地点选择在偏僻的盐田的大水坑财政招待所。
大水坑之所以成其名,主要因为它是在梧桐山坳。大家知道。梧桐山向北的一面就是弘法寺。它的集雨面积造就了一个由低洼地构成的仙湖;而梧桐山的另一面,也就是它的南面,山雨经年累月往下倾泻,冲走了山窝的沙土,留下了石块,形成一条不小的山坑。每当山洪爆发,急水借助山势,飞流直下,拍击着山石。夹带着破空之声,咆哮向大海奔腾而去。久而久之,这大水坑便名符其实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存。
在深圳筹建特区的时候,大水坑被划在二线关外,因为它介乎在罗湖(当时还没有盐田)与龙岗的交界,偏向于后者。但特区内的村民有的要到大水坑耕作,于是,武警部队就在原来围在机耕道上的铁丝网切开了一个口子,定名为“耕作口”,以方便当地的人们出入耕作,每天由武警战士守着。后来,市财政局在大水坑搞了一个招待所,兼作培训基地,这里才有了点人气。但是由于电信讯号的覆盖问题,人们到了大水坑后,手机、科机一概是接收不到信息的。也许申一枫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要把行长以上干部拉上山来,成就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功德。
这天上午,湖贝支行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了支行。王显耀叫机要员韩小妞通知陈作业、夏天到行长室议事。
两人来到行长室后,王显耀说:“总行要在大水坑召开经营工作会议,要求各支行助理以上干部参加。陈行长要留家处理行里事务。老夏,总行考虑你作为信贷处指定的会务人员参加。”
夏天听后,在心里想:“不知王行长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是调整心理和平衡关系的需要,要用我,又害怕造成行内其他同志的不满,抑或是担心我在思想上产生变化,而故意如此说。”随后问道:“那么,到时候我是向信贷处报到,还是跟你一起去?”
王显耀回答说:“后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起到总行,坐上总行的中巴,到招待所就行了。”
夏天问:“要准备什么发言材料吗?”
王显耀说:“看来整个会议的调子是新领导作主旨发言,然后,是分组讨论的。从情况上来分析,你从‘三清’的角度准备支行活的情况,我从支行经营的角度跟陈行长准备一些东西,以免到时抓瞎。”
夏天说:“好的。”
开会的事讲完后,陈作业笑着说:“老夏,昨天总行人事处许光处长通知,总行准备公开招聘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