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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在亚太学校读初中的夏宇回到家里，跟他母亲樊婷汇报说：“我被同学勒索了200元，这人是韩宇，他把我和马俊带到操场上，说不给钱的话，就有高中的同学会来收拾我。当时我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还是马俊帮我先拿出钱去的。”
夏天问道：“会不会马俊和韩宇合起来骗你的钱？”
夏宇说：“不会的，后来我们回到宿舍，我和马俊一起去找班主任岳老师，把钱从韩宇手中拿回来还给马俊。”
夏天对樊婷说：“他们学校这种风气不行，明天送他去学校的时候，要跟马校长说说。”
第二下午，夏天夫妇送夏宇返回学校，找到马校长和他的生活老师，要求学校妥善处理此事，注意学校的校风、校纪问题。
马校长在肯定家长的意见后说：“我会注意这些事情的，请家长放心。但这个韩宇有一个背景，在影响着他的成长。”
马校长说到这里，小声对樊婷夫妇说：“他是那位在美国的原新*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外孙，知道自己的外公的事情后，精神上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他也是在这里过渡一下的，在等签证，要出国的。”
夏天夫妇听了，心里才比较释然。
星期一⊙↑，上午，在行长室，坐着夏天、吴冬梅、谭飞燕和两个行长，主要研究营业部帐上挂着的多出的100万元股本金的问题。当初因为多出了100万元，吴冬梅随意找了一个股东美林公司的户名挂在应付款上，随着总行清查应收应付款工作的展开。行长说，既然有户名。就要退还给人家，但是又没有什么根据说这钱是这个企业的。后来。吴冬梅告诉行长说：“夏经理当初曾参与人民银行对金融服务社股本金核实的协调工作，请他来核实一下。”
于是，王显耀叫夏天参加研究处理意见。
夏天说：“当初，湖贝金融服务社的股本金不少是由服务社先行代垫的，人民银行当初说股本金不实，其实是实有1800万元的。多出的100万，问题出在岸尾公司这个名誉股东上，在服务社代岸尾公司垫款后，岸尾公司无意当股东。结果。由安延公司划出了200万元给服务社，后来又由深圳浩荡公司再划出200万元给服务社，这样，岸尾公司这个名誉股东，就有了400万元到了服务社，因此而多出了100万元。”
王显耀听后，觉得夏天的说法有道理，便说：“看来老夏说的可能切合当初的情况。”
夏天补充说：“他们两家公司各划出200万元的记录，已在人民银行的稽核报告里得到了反映。是真有其事的。”
陈作业说：“现在报告在哪里？也拿不出来。”
王显耀说：“老夏，你写一个报告，我们送到总行，若他们同意的话。就作为安延公司或是岸尾公司的款项冲贷款算了。”
夏天说：“好的。”
于是，夏天回到办公室查看了有关资料后，写道：
关于岸尾和美林两股东股权资金的一些判断印象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由刘处长带队前来调查安延、岸尾两公司大额贷款问题。当时，发现服务社股东划款要作反方向的分录才能把帐轧平。觉得不可思议，请老总们解释。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营业部一个帐务主管人员当着刘处长的面，现场改帐，引起工作组的极大不满，与服务社负责人吵了起来。当天上午临下班时，刘处长拉着我当着庄宇总经理的面，叫我以会计学和会计准则的角度评价反方向分录的可能性。当时，我判断了几种可能情况，服务社领导听了也很着急。工作组下班后，服务社骨干都集中在秦副总办公室开展业务争论。焦点集中在帐务是对外错、还是内部错，以及股本金是实的、还是不实的问题上。当时，我提出了截至当日为止，帐务的“四平”不平问题，并现场截取了开业当日的1994年4月28日的“四平”，发现有1000多万元的不平。这时，集中在验资问题上，股东没有到位资金1400万元左右，是通过服务社用存款不断捣动才完成了验资的。在帐务记载不健全的情况下，形成了混乱的分录。
根据当时庄总提供的传票和进帐单来看，在人民银行检查前，服务社股本金1800万元，实到1900万元。在六个股东中，涉及到岸尾和美林两家公司不是一次把300万元划到帐，其余四家各300万元没有争议。在美林的300万股中，当时先划来200万元，据说，另100万元在服务社催促未划的情况下，社领导拟将这100万元股权转给岸尾公司。这样，岸尾公司的股份由深圳浩荡公司划款200万元，由安延公司以“朱总入股”的名义进款200万元。合计400万元作为股本。后来美林公司将剩下的100万元划来，服务社便作挂帐处理。人民银行进场检查前，服务社觉得把股本金与“朱总”联系在一起不妥，在原始传票上改为“刘总入股”200万元（表明岸尾公司的意思）。但是，美林公司的问题不好解决，验资报告上已注明其300万股。于是，将美林公司认定300万股，岸尾公司认定300万股。另，岸尾公司挂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