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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勤劳的人家忙里偷闲，每年饲养一二头猪卖钱贴补家用，除此，工分几乎是每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为的就是工分。
他们对自己每天上工的工分值特别看重，因为工分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天的收入。
一些家庭妇女常因忙于家庭琐事而延误了上工时间，趁着队长不注意，悄悄混入上工社员的队伍是她们惯用的伎俩。
然而，往往难逃生产队长那看似模糊实则犀利的眼睛。
她们遭受的常常是队长的一番奚落和扣半分工的惩罚。
老实厚道的妇女往往是忍气吞声地在心里犯嘀咕，要是遇上蛮不讲理的婆娘则和生产队长理论上半天，尽管无济于事。
都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因公社时分配各种粮食、财物都要用工分这个大分母去分，所以社员把工分看成是命根子也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
社员的工分得来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社员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挣来的，但也有很多特殊社员，他们是不劳而获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锅饭时期，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也能活下去的原因。
当然，也是间接导致后期改革的缘由所在。
这些不干活的社员，有时比干活的社员挣的工分还要高，你说这公平吗？
但也有人说，公社公，没剥削，呵呵，那绝对是完全骗人的。
公社时，公社有多种副业、机械修理、小工业、打井队、实验田、挖水渠、开荒地等等。
在公社各行各业干活的社员，大都是从各个大小队抽调上来的能工巧匠。
这些人给公社出力挣钱，他们的工分都要记在他们所在的小队上。
各大队的干部班子及民兵，小队会计、保管、红五员、军烈属、工属(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工人的家属)、五保等。
他们一般都不参加劳动，年末小队统计工公分东西时，小队会计把社员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当时叫做“补助工分”。
个别小队吃补助工分的人比实际干活的社员人数还要多。
年末分粮食、食物时，把社员干活挣的工分加上补助工分之和，去分配小队全年实际劳动成果，这个分母越大，分的东西越少。
公社成立的前几年，一个劳动日为一个整工(10分)，折合人民币8分钱(一点都不夸张，绝对属实)。
后来好点时，干一天工能折合人民币2—6角。
个别很好的生产队，一个工能折合人民币1元钱左右。
说的再明白点，就是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效益好，工分就能是满工分，而且折合出来的rb就高。
像马家村这样的穷乡僻壤，工分就没有那么多，含金量自然也不可能达到几毛钱，一个工分能有一毛钱就不赖了。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都少不了那些偷奸耍滑的人，这些人也是土改时，反对声最大的。
尽管距离八二年到来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但依然证明一个真理。
唯有勤劳才是活下去的根本。
曾尛站在地头上往地里面看，有些妇女的动作干净利索的就跟武打动作似的，但是有些人的动作就是在慢放一样，这就是典型的磨洋工。
同样是干活，别人干一天累的半死不活得到了六七个工分，可是那种时刻不忘偷懒的人如果被发现也就罢了，可如果没被发现，那也同样是六七个工分，搁谁心里谁会痛快？
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和他们搭班儿干活了，时间长了，这些人就被孤立出来，一旦孤立出来，想再占便宜，还容易吗？
我看难！
如今正值春播的关键时期，刚才在地头的时候她听到生产队长将明天干活的时间提前到了早上五点钟。
“听好了啊，由于春播要讲究速度快，今年天冷，地解冻的晚，所以咱们时间上已经是慢了，尽量在五天之内把地都种好，这几天大家就辛苦点，早上五点上工，下午五点下工，一天给大家安排五顿饭，希望你们都好好干，争取这场春雨来之前，把地种好咯！”
第二天四点的时候，曾尛已经起来，看着大家先吃饭，后领农具，而后就直接去地里干活。
她在山上看到约莫八点左右，饭送到了地头，晌午的时候他们自己回到村委食堂吃。
下午三点的饭送到地头，五点下工之后还有一顿，一共五顿饭。
不过那饭菜的质量就不敢恭维了，早上就是稀汤寡水加粗粮做的馒头。
晌午是面条，可是那面条少野菜多，下午也是汤泡饭加菜，晚上还是野菜面条。
地里面这个时候的蔬菜很少，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么吃咸菜，要么就是吃山上的野菜。
就山上的野菜，也是社员下工之后亲自挖的，挖上来的野菜也能记个一两个工分。
难怪这边的野菜并不多，起码没有先前她执行任务的那个山里多，合着这是村里附近的山，能挖的基本上都挖完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