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华跟着徽宗来到垂拱殿，徽宗就把两篇由他执笔撰写的文稿，都放在了他的面前，说：“光华呐，你看宰相把你交给他的这一篇也拿来了。我记得你说过，这是你按宰相的意思写的，对吧”？
杨光华说：“是，本来我就写了这一篇，是按照皇上您的意思写的。可是交给宰相后，宰相说我跟他拗着来，根本不符合他的想法。我没有办法，只得重新写过呈给您了。另外按宰相的意思写了这一篇，交给他的。我知道宰相的观点立场和想法跟皇上您是不一致的”。
徽宗说：“岂止是不一致啊，距离大着呢，简直就是矛盾对立。你看，宰相的意思呢，就是想完全按照先帝所定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去办。我的想法呢，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点，社会发展了时代也进步了嘛。照搬照抄前朝的东西，那就是教条，我们这个朝代还怎么能进步？所以我主张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先帝留下来的遗产，看待熙宁变法的成果，要以革新的精神、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去运用这些成果。特别是不能再搞什么党什么派的，谁的思想有利于社会时代进步、谁的观点有利于国家建设发展、谁的办法有利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咱就用谁的”。
“你看，你呈给我的这一篇，中心意思不就是这吗？看来呀，咱们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呢，眼下宰相是首相啊，先帝时期，朝廷所有的大事基本都是章相说了算的，所以他才要求原封不动的把先帝时期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搬过来。我要是想推行我的这些想法那必须有配套的措施才行，而这些措施是需要有宰相带领着各部门去制定并实行的，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推不下去，宰相一个人就挡住了，更不用说，各部门的首脑们都是宰相培植起来的，他们跟宰相是保持一致的，那我说的话还有用吗”？
“就说一个简单例子，我现在想调韩忠彦、李清臣，到朝廷来任职，宰相就不同意。按照朝廷的老规矩，皇帝的诏令、制书，都得经过宰相、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这三个人一级一级地分别签字以后才能通过，然后颁行。不管哪一级不同意，都能直接退回到我这里。眼下，在宰相这个地方就挡住了，即便宰相同意了，那后边中书舍人不签字还是通不过，给事中还有一关，像这么繁琐的程序，这么死板的办事方法，我想做什么事能做成呢？根本就没法办。所以呀，我想用你写的这篇论文，改成发往全国的制书，作为一篇在全国实行新的政策和措施的动员令。但是肯定办不到。唉，难哪”！
徽宗背着手，仰着头唉声叹气。杨光华听着徽宗这一番话，心里也在琢磨。等徽宗说完了，杨光华就问：“皇上，我能说几句吗”？
徽宗道：“你说，你快说，我叫你来就是要听你说的。眼下只有你，跟我才是真正贴心贴肺的。太后那儿，我又不能大小事情都去麻烦他，要是那样我就显得太幼稚、太无能了。
杨光华就把那篇稿子放下，跟徽宗面对面的站着，说：“皇上，您要想变革，要想推行您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措施，那就必须先从人，也就是要改革眼下的人的现状，改变当前这种臣子压过皇上、相权超过皇权的局面。不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更做不成”。
汇总点点头说，“继续说，怎么解决人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个为皇上服务的体系设计问题。怎么说呢？不管太祖，还是太宗，当初设计制定相关办法和规则的时候，是基于当时朝廷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就比如说你说的宰相、舍人和给事中这个公文三级审核制，是“虚君共治”理念的一种体现，主要是制约皇权的。这种运行机制，在开国初期是必要的，但现在就不符合实际了。当朝的实际，应该反过来。就是说，所有向全国发布的诏令、制书，应该是由朝廷各部门起草后，报给事中先审核，然后中书舍人审核，再由宰相审核通过，最后经皇上审阅同意后，再由宰相安排门下省发布，不经皇上同意，一律不能发布。皇上所有的意见，都是最高指示；皇上签署的所有文件，都必须按皇上要求准时发布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否则将按违命或抗旨论处。要不然，怎能称皇上的话为圣旨，又怎么能说是天子之言，一言九鼎”？
徽宗听到这里。眼睛立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两手用力一拍，“好啊，太好啦！杨光华你真是上天派给我的天使啊，你给我找到了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就可以很顺利的打开这把难开的陈年老锁了。好！实在是好”！
光华接着说，“当前要紧的就是要先改革这种体制和运行机制。可是呢，现在您如果要下达朝廷这项变革的诏书或者文件，肯定下不去，仅宰相这一关都过不了。想想这问题有多怪异吧！皇上要下改革的诏书，只要宰相不同意就发不出去，即便宰相同意了，舍人和给事中有一个不同意也发不出去，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又何尝不是荒唐至极”？
徽宗说：“是啊，这就是现实。所以我说你给我找到了钥匙嘛！那你说，当下该怎么办呢”？
杨光华说：“皇上，我建议您先下一道手诏，并且最好以太后的名义下。内容嘛，就是明确规定，改革公文收发程序和机制，把原来的审核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