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走到街头振臂一呼，实在是有些太过幼稚了些。
顾时铭自认为他已经是颇为务实的人了，毕竟只有对世情百态多有了解才能写出鞭辟入里的文字，然而对于那血淋淋的现实，那些每天在街头死去的人，在前线死去的人，他却是束手无策的。
而自己这位“合伙人”，明明住着洋楼，开着轿车，有着一柜子的漂亮裙子和一柜子的名贵红酒，日子逍遥得很，一点儿也没有忧国忧民的意思。
可她做的事，却偏偏是关系着民生大计，万千生死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在顾时铭眼中看来，白茜羽在做事时，眼中似乎只有两件事：数字，和“关系”。
第一件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数据分析”——之前她通过顾时铭交给某位大亨的“计划书”时，上面便明确地罗列着，你成本多少，收益多少，与我们合作之后成本和收益又将如何变化，能获得多少百分比的提升……配上线形图，很少有人能拒绝那上升箭头的诱惑。
那些精明狡诈的大佬也抵挡不住这些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图表，于是自己心里也核算权衡一番，发现确如其所言，“合作”一番或许不见得能赚什么钱，但怎么也不会亏的，又能结下不少善缘……那这生意倒也做得。
在顾时铭已经叹为观止的时候，白茜羽还犹自不满，嘀咕着什么“大数据”、“没有分析师”之类的话，听不太懂。但后来两人关系渐渐熟了，她有次闲谈的时候随便地说起，很多看起来精确到小数点的数据都是编的——她理直气壮地表示：因为许多物价调查或是人口统计都是很多年前的，在她看来早就不能用了，但这破时代到处都是一笔糊涂账，没几个人能算明白。
至于第二件事，顾时铭便只能摇头叹息了。
俗语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是“尽人事听天命”，可白茜羽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有时碰到了问题，或是事情开展不力，顾时铭这边都准备放弃了，白茜羽却会风轻云淡地表示：噢，这是关系没疏通到位，我再去找人打点一番吧。还不行？那就去找这家的死对头谈判，放出消息等他们急了你再趁机杀一波价。
通常，在她的攻势之下，那些卡在瓶颈的事项便通常能一帆风顺地推进下去。
不过，如果去问她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她多半又会满不在乎地说“送礼也是有讲究的”之类的话，透着一股很可疑的气息。
反正在自己这位合伙人的口中，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事情办不成无非是办法不对，本事不够。
国人重“道”而轻“术”，几千年下来积弊已久，寒窗十年的官儿什么也不懂，做做诗词写写文章，闲来找几个粉头唱和一二，真正做事不过是小吏或匠人，难等大雅之堂。直到现今，也难逃这样的桎梏，大学里头的文科向来是招满的，学理科却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顾时铭之前也如现今的青年一样，认为吾辈青年应该以笔为刀，振聋发聩，或是找出为何国家衰弱的原因，至于西洋人的那些“赛先生”（科学）学过来便好了。然而直到他与白茜羽一道合伙做事才发现，将“术”发挥到极致，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思绪不知不觉地发散，直到蜡烛发出一声轻轻的声响，顾时铭才如梦初醒，望着空白的稿纸，忽地自嘲笑笑，低声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啊……”
事到如今，他对白茜羽的态度，只剩下尊敬与佩服了，可是唯一的问题是，这位“成大事者”好像显得有些过于平淡了。
且不论其他，光是与红十字会联合救济的事项，就是功德无限，活人无数，而且是以一己之力极力促成的，几乎都能算得上是“万家生佛”之类的人物了。可这样的人物，偏生毫无自觉在做这样一件大事的自觉。
就在这时，楼下响起一声女人的喊声。
“顾西桑（顾先生），侬额电话。”
顾时铭连忙起身，拿了件外套匆匆跑下楼，和赶来通知他的老板道了声谢，走进对面不远的茶馆里，绕到柜台后接起电话。
“老顾，忽然想起一些事。”听筒那边，传来白茜羽的声音，“最近我有些事，可能会不在家，有什么事的话，你过上三四天再来找我。”
“好的。”顾时铭道，“……还有吗？”
他知道白茜羽是个“急性子”，自从得知他家楼下有电话后，常常三五句不重要的话也要通一次电话——他用电话是按次数付钱的，茶馆老板娘倒乐意得很，每回都殷勤地叫他下来接电话，若是顾时铭不在家错过了，还要督促他打回去。
听筒那边沉默了片刻，“还有，这段时间你也蛮辛苦的，如果约翰逊那个单子实在谈不下来，就算了。”
“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顾时铭好笑道，“上次，你可说不论死活都要撬开这个美国佬的仓库。”
“其实能不能买到那几架飞机，也不是很关键。”白茜羽轻轻地道，“你一直帮我出面，打理这些俗务，如果影响了你的……文学创作，我会很抱歉的。”
“雅俗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比写诗要风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