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人家现在发达了，改穿套装了，不需要装了，装，总是吃力的，讲到当初，新加坡男人要找上海女朋友，我为啥选秦小姐，这个女人，本就托我介绍对象，见面这天，秦小姐仍旧是打知识分子牌，但这天用力过度，几乎就像老毛的翻译，短头发，黑框眼镜，真要命，新加坡男人一吓，我也一吓，当面不便多响，事后，新加坡男人来电话讲，看见这位女干部，就想到了运动。我讲，新加坡人，还懂运动。
新加坡人笑笑讲，相貌是登样的，但这身打扮，不是真正上海味道。我讲，七十年代的女人味道呀，黑边眼镜，短发一刀平，或者前发齐眉，后发平肩，白衬衫，两用罩衫，灰卡其裤子，布底鞋。新加坡人讲，现在眼光看，基本是中性打扮，也看不到身段，表情太严肃，我喜欢古早时期的上海女人，甜糯一点，总可以吧。我讲，这就是调衣裳了，翻行头，是方便的。秦小姐当然也懂了，拖了我去选旗袍，我的意思是，西式面料旗袍，比较别致，秦小姐，偏要阴丹士林，预备再添一件马甲，戴一条红围巾，或者白纱巾。我讲，这不对了，根本不合适，想做林道静，江姐一路，人家是吓的，新加坡男人，毕竟大资产阶级买办出身，枕边人，如果是这副进步女人打扮，又不拍电视剧，等于让江姐“和平演变”，精神受刑罚，不恭敬的。秦小姐讲，现在的时髦，往往以苦为乐。我冷笑一声说，干脆讲以凹适凸，因势利导，对立统一。这天两个人，讲来讲去，挑来拣去，秦小姐最后选定，蓝印花布旗袍，配蓝印花布手包，檀香折扇，珍珠项链，头发烫一个花卷老式大波浪，镜前一立，稍有点做作，不伦不类，第二次见了面，谈得还算热络，新加坡男人问秦小姐，为啥不讲上海话。
秦小姐讲，我爸爸，是南下上海大干部，我姆妈，上海大资本家后代，只是我从小，习惯北方话，讲上海话，难免会夹生，讲普通话应该标准，或者，我讲一讲上海干部子弟的“塑料普通话”，杨浦上海话，复旦上海话，华师大上海话，可以吧。新加坡人笑笑不响。秦小姐说，外部的世界，上海包括香港，多少肤浅无趣，文风趋于浅薄，学风趋于市侩，大上海，摆不稳一张严肃的写字台，已经是文化沙漠了。新加坡男人说，照秦小姐的讲法，中国有文化的地方，到底是哪里。秦小姐想了想讲，也就是沙漠了。新加坡人说，沙漠里，拍过一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大陆以前拍过《沙漠追匪记》，对不对。秦小姐一呆，笑了笑讲，我跟一个南洋青年走进沙漠，就感觉到一种真正的自由，越是落后的地方，文化越是高。新加坡人讲，这就听不懂了，秦小姐已经有男朋友了。
秦小姐说，我梦里的南洋青年，近在眼前，我宁愿去做三毛，体验真正的沙漠人生。新加坡男人不响。秦小姐讲，上海，已经完结了，恢复不到三十年代，亭子间的风景了，也只留了我这一支，文艺女贵族的独苗。
新加坡人笑笑不响。秦小姐忽然轻声唱，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新加坡人笑笑不响。到了夜里八点半，秦小姐翘起兰花指头，一摇檀香扇讲，我回去了。新加坡人看看手表。秦小姐说，上海规矩人家，三层楼上的大小姐，到了夜里八点整，是一定要转去的，我姆妈要急的。新加坡男人不响。当时，我旁边轻讲一句北方话说，装逼犯，继续装。秦小姐一吓，花容变色，檀香折扇啪一记落到地上。阿宝说，装得确实像一个女知识分子，讲得出这番文艺腔，翻过几本理论书。李李闷笑。阿宝说，后来呢。李李说，新加坡人送客出门，回来对我讲，这也太三十年代加三毛了，骨子里做戏嘛，是戏剧学院的讲师对吧。我听了，只能肚皮里笑笑。秦小姐，实在是弄过头了。
此刻，两个人已经吃了一瓶多黄酒，阿宝说，李李跟秦小姐，真可以到戏文系里开课。李李说，我讨厌做戏。阿宝说，做人，也就是做戏，多少要做一点。李李说，比较讨厌。阿宝说，会做戏的人，如果心理素质好，台风好，台词好，戏可以做得长，连续剧五十集，一百集做下去，心理素质，面皮，腔调，是真本事，其实，人再懒惰，也不得不做戏，跑龙套，做丫鬟，扫地端痰盂，因为气性大，脾气坏，台上寿命就短。李李不响。此刻，老板娘拎了铜吊，朝暖锅里加水。阿宝说，跟新加坡男人，是做了戏，还是做了其他。李李说，啥叫其他，我不懂。阿宝说，已经谈了半年，多数，是做过了。李李说，下作，一讲就不入调，我要是随便的女人，早就是“公共汽车”了，我为啥开饭店，至少要去东莞发展，我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伟大，最有人情味道的妈咪，开一家兄弟姐妹真正开心的夜总会，我可以为此拼命，实现理想。阿宝说，好了，算我讲错。李李说，我跟新加坡人讲一个故事，以前有个荷兰男人，到上海急于结婚，像新加坡男人一样，委托我介绍上海女朋友，当时我介绍了章小姐。阿宝说，我记得，一道去常熟，真正上海小姐。李李说，新加坡男人一听，又是上海小姐，精神吊足。我讲，这个故事，差不多是“上海传奇一号”。
新加坡人眼睛发亮。我笑笑讲，当时我约了荷兰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