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管事之人是“判史馆事”。这个馆职又是从“史馆修撰”的四个人中选出来的，多数时候另外三个史馆修撰只是兼职。
而在判史馆事和史馆修撰之下的就是直史馆。也就是说，偌大的史馆实际上就只有两个馆职是干实事的。
之所以说是两个馆职，而不是两个人，因为直史馆这个馆职不定员，毕竟人才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约束的，直史馆有多少人，就看皇帝认为哪些人才值得储备。
沈霁在进来的时候在门口挂着的当值牌子上粗略地过了一遍，发现史馆目前当值的人有十来个，不过这会儿他们不是在藏书的馆阁里看书，就是在撰写日历。
撰写日历这活是轮流干的，这个月由这两三个人协同完成，下个月就换另外两三个人，因此在这儿当值，是真的清闲。
在代州忙习惯了，沈霁初到这里还有些不习惯，不得不主动去找事情做，闲暇的时候也会借职权之便去看史馆里的藏书。
她爹顶着一个“监修国史”的馆职，说白了，她就是在她爹手底下干活的，因而史馆的同僚并未在她的面前搞什么排挤新人那一套，同僚之间相处得还算和睦。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同僚都这么和谐，——沈霁在入职史馆的第二天遇到了同年兼同僚的胡旦。
胡旦作为当年的状元，可谓是意气风发、十分得意，他初为升州通判，今年迁左拾遗，直史馆，若仕途平顺，他很快就能担任中书门下的要职。
左拾遗在唐时属谏官的一种，不过到了现在，只是作为文臣的迁转官阶。但从地位上来说，比沈霁的著作郎要高一阶。
沈霁已经足够受宠了，但胡旦的官阶比她还高，足可见中状元之后，其前途有多光明。
胡旦依旧不改他毒舌嘴贱的本性，时不时就要内涵和讽刺一下靠老爹庇护的沈霁，毕竟他认为代州的人口少、赋税也不算高，沈霁的功绩并不明显，压根就没资格得到赵老大的恩宠。
他全然不提铁火炮，因为他认为铁火炮不在文臣的政绩之列。
沈霁心情好的时候就逗一逗他，权当在看猴戏；心情不好的时候……哦，沈霁鲜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乐观的心态，让史馆的人由衷地感到佩服。
本以为在史馆的日子也就这样了，结果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赵老大决定编纂类似《群书治要》这样集录了各种书籍的类书。
其实赵老大并非临时起意要修书，早在他灭了刘汉政权，又让吴越纳土归宋之后，朝中便已经有这样的提议。但这书的定位是什么、要如何编纂、体量如何都需仔细商酌，工程浩大，所以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准备。
如今赵老大正式下达敕令，参与编修的人员名单也陆续公布，以李昉、李穆、扈蒙为主编，徐铉、张洎等数名才华横溢的大儒共同参与编纂。
当然，这类体量庞大的修书工程并非十几个人就能完成，他们主要是把控整体方向及最后的编审工作，真正收集资料、抄录、校对的还有一大批人……沈霁就在这批人当中。
这书初名《总类》，——从名字就能看出决定编纂这书的人之野心，他要将天下的书都囊括在这里面。
事实上《总类》的分类大体是以天、地、人、事、物来划分的，每类又按经、史、子、集来编排，最后总结出了五十五部。②
沈霁负责的是古籍引用的书目汇编，就是将编纂《总类》的时候，所引用的书籍名字整理出来，方便检索查找。
它看似不重要，实际上也掌握了一部分整书编纂的重要工作，因而引起了胡旦的不满，认为自己明明才华横溢，为什么被安排做些校对之类的杂务？
于是他对沈霁的挑剔升级了，还常在背后埋怨这次负责编纂《总类》的几个主编跟沈霁关系好，尤其是李穆，他是沈霁的老师，徐铉更是常与沈霁交流文学，所以必然是这些主编们偏私了。
他进士及第之前到处得罪人也就罢了，毕竟不曾涉及朝中大臣。后来他在升州当通判，与知州是平级，没人约束便如鱼得水，哪怕说话得罪了人，也没有人会治他。
可他如今回了京，在史馆当值，时常能遇到中书舍人、知制诰等皇帝身边的近臣，却依旧这般口无遮拦，不出所料地踢到了铁板。
李穆等人知道他在背后嚼舌根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不过史馆的同僚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于是悄咪咪地找言官弹劾了他。
赵老大还是颇为惜才的，所以特意让人去将这件事查清楚，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之下才发现他平日处处针对沈霁，沈霁心态好才不与他计较，可这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都开始说上司的坏话了。
辱骂朝中重臣和上司是大罪，赵老大将他贬为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给赶出了汴京。沈霁还是在史馆同僚的庆祝之下才知道这事的。
作者有话说：
注释：出自《宋会要辑稿·方域》
②引用自《太平御览》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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