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地方还没有过，没有比照，判起来不会很难。但法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刑事案件，要想得到从轻处理，得交一定数额的诉讼费。我问要多少才合适，他说既然是熟人，审计与法院的关系历来也不错，别人要两万，你来了就交一万吧，不过要在开庭前交清。情况就这。”
丰局说，“这我知道，钱自然是要花的，这是我县的行情。要不这样，你再跟张庭长商量一下，一共就是八千，开五千的诉讼费收据，另三千块就当做是审判人员的辛苦费。这件事不要让水若山知道，以他的脾气，一定不同意交钱的，到时吃了亏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安排妥当，散会后，李副局长回到家给张庭长打了电话，把意思告诉了他。张庭长笑了笑，说，“既然你们组织出面，我们两家的事好说，要不，明天上午来办一下吧，我在办公室等你。”
而就在当晚，水若山与方艳敲开了春姐的家门。春姐的老公本来就在租的房子里住，因为这件事，更不会回来了，所以只有春姐和她女儿在家。
春姐明白水若山此来的目的，一脸的悔意和内疚，忙着为水若山他们安座、倒茶、削水果，借以躲避他们的目光。
水若山说，“小春，不要忙，我今天只想你后天出庭作证，证明是你说集资建房缺钱，叫我帮忙筹借的，跟行贿受贿没任何关系。我还打了张借条在二建呢，后来我又借款还了二建，你证明这些就行了。”
春姐说，“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当时老公背叛了我，我一气之下，才酿出这样的后果，这几个月来我吃不好，睡不好，思前想后，我才明白，是检察院的人设的圈套，我输钱是，告我老公也是，要不是我整天在外面打牌，也许能留住老公的。”春姐的眼圈红了，低下头，不知道往下怎么说，许久才说，“我一定按你说的出庭作证。”
方艳插上话，对春姐说，“不是按我哥说的去作证，而是把你知道的全部事实在法庭上说出来。”
“不好意思，我知道怎么说了。”春姐说。
水若山和方艳没有停留多久，即赶往曹局长的住房，说你当初只是说借钱并没有说只借不还的意思，而且在洪经理给我钱抵我还的二建公司的借款后，你也当面跟我说还了洪经理的借款。请你能出庭作证。
曹局长是单位法人，检察院特意给他留了面子，退了四万脏款，又交了三万块赞助费后便决定不起诉，但现在要他出庭作证，等于是在公众面前要他承认自己的确受贿，说不定好不容易摆平的不诉决定，最后还落个刑罚。这个证风险太大了。所以当差不多二十年的好同学水若山要他出庭说出事实真相时，他有点犹豫，他也明白，他不答应出庭，水若山和方艳是不会走的，面且同学感情也从此结束。
再怎么说，是他的贪欲把水若山拉下水的。最后他还是勉强答应了。
晚上十一点多了，水若山和方艳还不能回家，还有一个人必须找到，那是该案所谓的“行贿人”洪经理，说好是借的，而且他和曹局长当面说曹局长已经还了他的钱，他一出庭，证据就更充分了，他不是介绍他行贿，确实是借款，这钱要还的。
但洪经理不在家，他老婆说他出差了，水若山用他家的电话拨了他的手机，好半天才有人接听，水若山简短地把意思说了。他回答说，“好的，我明天赶回去，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个忙我一定帮的。”
出了洪经理的家，水若山觉得轻松了许多，和方艳一起来到广场的夜宵摊上，点了两个菜，要了两瓶三两装的北京二锅头。不管审判结果如何，我问心无愧，水若山想。
方艳却不这么想，她虽然从事律师职业时间并不长，但总觉得这样的办理案件的做法很荒唐。大哥所寻找的证人不是涉案的主要嫌疑人，就是举报人，大哥充其量只是个“从犯”，从来就没听说过，“从犯”要请“主犯”帮忙出庭作证，洗脱罪名，而“主犯”却成了局外人，根本不用上庭受审。
但她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并没有露于脸上，大哥正开心地喝酒呢，她不想这时再去与大哥探讨案子，而扫大哥的兴，她只有陪着大哥喝酒，说一些她们都记得的很开心的往事。
十月二十六号下午两点半，江员员、方艳陪着水若山来到刑庭办公室，办好签字手续，就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他的将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和法院指定的县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快三点了，三位证人还一个都没来，律师也没来，水若山担心，他们会不会都忘了。于是一个个地打电话，但所有电话拨完，他失望了，手机全部关机，家里的电话没人接，办公室说他们下午没上班。
倒是司法局的律师的手机通了，但他说现在省城，肯定赶不回来。水若山急了，问他，“你不知道今天开庭吗？”
“对不起，水股长，我知道今天开庭，但你这个案子有没有律师辩护，结果都一样。”
“你说什么？”水若山茫然，让他给说糊涂了。
“说你就会明白的，在我们这，大多数情况下，律师只是法庭辩护席上的一个摆设，你的案子我早已了解内幕，不需要律师辩护的。况且你还请了一个省城来的律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