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的一个下午，西贝尔和父亲在湖中划船，发生了争吵。她一气之下跳进水里想自己游到岸边，差点溺了水。
当她被人拉出水面以后，就不再是原来的西贝尔了，而是我。
一双胳膊把我抱进屋子里，我那带水的耳膜里充满着奇怪的音调。
屋子里的壁炉前，小桌上的黄色大木盒也在讲话。那台台古董级别的老旧收音机，里面传出一阵阵人吵架一样的激昂语调。哦，是德语。
而壁炉上方的墙壁上，则是一副大肖像，一个穿着棕黄色制服、有小胡子、还带着红底黑字袖标的人，雄心勃勃地望着远方。
窗外吹进一丝微风，我打了个寒战。
身穿灰绿色军装短袖的年轻德国人关掉了收音机，在对我说话。我稍微“调节”了一下“焦点”，好像收音机对准频道一样，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师有人受到了元首的接见，他们把爱乐乐团讲到勃兰勃堡门来讲奏，”他说，“只不过，我急着赶到这里来，就请了假。”
我这才意识到他刚刚关掉的收音机里是关于在“法国得胜归来”的德國|军队的新闻。
这是1940年的夏天，这里是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但现在它并不属于奥地利，而是属于德意志第三帝国。
我回到房间里换衣服，在穿衣镜里，出现了西贝尔的面孔。
是她。穿越前，我看到的就是她。
那时我到奥地利旅游，来到维也纳郊区的一个湖边小镇莫德林。雾气朦胧，我跪在水边，向水里的两只天鹅丢去几块面包屑。天鹅把面包叼走，我低头向水里望去。
水面上映出了一张脸。深棕的头发，暗绿色的眼睛。五官立体，但又不是典型的日耳曼人模样，线条更柔和些。模样里有一点点我的影子。
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移动，却发现身处的位置全变了。我分不清这是哪里，好像是一片虚空，一片云雾，或在水中。
画面到来。
红底黑字的万|字旗，一列列的士兵……
炮声，装甲车前进的履带声。
人们惨叫声被空中俯冲的战斗机声淹没。
“伟大的元首，万岁！”欢呼声像怒涛一样席卷而过。
无数画面和声音划过脑海。
绿色的、毛玻璃一样的视野。水剌|激着我的眼睛和鼻子。我奋力向上，寻找空气。
“西贝尔，西贝尔！”有两个遥远的声音在叫。
混乱中，一只手牢牢抓住我的手腕，拖着我离开了水面。微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不过隔着衣服，我感觉到一双胳膊把我抱起来，我感到了暖意。
那是阿尔伯特。
脚步声在外面徘徊。我打开门，他猛然停住脚步，打量了我一会，不知想到了什么，耳朵边沿慢慢地红了。
“没事就好。”他低下头说。他衣服濕了大半，水从军装裤角滴下来，地板上聚成一片水渍。一缕发潮的金亚麻色的头发搭在额前。却一点也不显得狼狈。
外面传来脚步和说话声，两个人一路小跑着进了屋子。其中一个穿着白色大褂，是位医生。后面跟着一个50多岁的男人。
医生先看到我松了口气，转身面向阿尔伯特，站直身体，右臂平举到额前说：“嗨，唏特嘞！上尉先生。”阿尔伯特点头微笑，和医生握了手。
他打招呼的方式，让我默然。
医生转向我，用小一点的声音说：“嗨，唏特嘞。”
我没有出声。
“可能嗓子不舒服。”医生向另外两个人解释。
他举起小电筒，叫我张大嘴，用压舌板飞快在我嗓子里戳了一下，“嗓子有些红，因为呛水，没有大问题。以防万一，可以吃点薄荷糖。”又让我活动手脚，问我疼不疼，有没有在水里划伤。
我一一摇头。
“好的，我，我送您回去。”在医生后面进来的人，是西贝尔的父亲，埃德斯坦先生，他还在微微气喘。
他穿着一种旧式背带裤，背带在背后呈“Y”字形分叉，从腰以下都濕了。他从裤口袋里掏钱包，打开来倒掉水，抽絀两张濕漉漉紧贴在一起的帝国马克。
医生笑着让他收回。
“我来送医生先生，顺路回旅馆。”阿尔伯特说。
“我也去吧。”埃德斯坦先生看我一眼，轻微叹息，和阿尔伯特一起出去了。
晚饭时，只有我和西贝尔的父亲两个人。埃德斯坦先生不说话。气氛尴尬，一如你在同学家，和同学的老爸大眼瞪小眼。
我心里盘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要和西贝尔的父亲说些什么。后来埃德斯坦先生先开口道：“我已经退了押金，我们就不度假了，明天回家，”又看了看我，“可以吧？”
这个父亲对西贝尔，可真够小心翼翼的。
第二天，阿尔伯特和我们同行。在车上，埃德斯坦先生和阿尔伯特聊天，我也和阿尔伯特聊了几句，但是我和“父亲”之间没有再说话。
这自然是由于船上的那番争执。
埃德斯坦先生两周前受到邀请，要到柏林工作。他除了是一位研究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历史学教授以外，还是一名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