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非回来后，我天天都忙到半夜。
学校不知怎么了，暑假期间也在上课，于是我落下了好些课。再加上莱温教授给我选了论题，要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了，一篇关于催眠的治疗效果研究，一篇关于受伤士兵的心理分析。
于是拖着疲惫的身体以及晒伤的皮肤，要补课还要写开题报告——两份。
回来的第三天晚上，希尔德来找我。
“你回来怎么不找我？你父亲到底怎么回事？”她手里拿着报纸，报纸上是我父亲的讣告，只有去世的消息，没有葬礼通知。
我简单解释了原因，又说回来太忙太累，就没有计划葬礼。而且这个年代人去世要登报纸，这已经让我觉得很奇怪了。
“那怎么行？我替你办。”
“别急，”我说，“用不着你了，这事已经有人接手了。新的讣告明天见报，上面有葬礼安排。”
昨天，也就是讣告见报的当天，海因里希打来了电话。认为我这样草率是不合适的。
“希拇莱先生特地问及埃德斯坦先生的葬礼，我和沃里斯会去送行。”他在电话里说。
于是整件事移交到了他手中，准确来说，是雷德的手中，他帮忙选择了公墓，安排葬礼程序。
到第二周，我开始陆续收到信件，有父亲在维也纳的朋友、柏林的同事熟人等等，有几个询问父亲葬礼时间，大约是看到第一次讣告以后就写信了；也有让我节哀并表示来参加葬礼的，是看了第二次讣告。
这些都要一一回信，把葬礼信息再告知一次，加几句客套话。为了礼貌，信件要手写。
这是现代网络社会不存在的一些辛苦。
希尔德这几天晚上天天来，帮我把论文开题报告的修改稿用打字机打出来。
“如果这些是我的毕业论文，那一个星期后你也要参加我的葬礼。”她说。
丽塔打了电话，她回不来。我猜测是太忙，但是后来希尔德告诉我，丽塔前几天才在华沙医院累病了，可能身体还没恢复。
“她怎么不说呢？”
“她总是那样，好像总怕多一个人关心她似的。”
后来希尔德又说：“两周前我去过西里西亚，顺道去看过丽塔，她那里伤员现在很多。说明东线并不顺利，苏联人异乎寻常的顽强。那个人把很多事情都看错了。”
“那个人”是指希|特|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总叫“元首”了。
科雷格也写了信，他在中央集团军的参谋部，一直在东线，也无暇分|身。他的信来得很晚，葬礼前几天才到。
我并没有通知他，他竟然也知道国内报纸上的消息。
“参谋军官会看国内报纸的，很正常。”希尔德说。
虽然科雷格特地嘱咐如果信多就不必回复，但我很愿意给他回信。
“你傻啦？跟科雷格不要客气，我用打字机写信，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希尔德说。
也对。我告诉她，在北非遇到了阿尔伯特，虽然只见了10分钟，但是也很幸运。还有弗里德里希开着飞机把英国飞机员被俘的消息送回去。
“弗里德里希真那么干了？”希尔德大声惊叹，忘记了打字，“等他回来，我得好好问问他。简直成我心目中的英雄了！什么时候他变化这么大？”
其实，她自己的变化也很大。如果是2年以前，她未必会为弗里德里希这些行为发出赞叹。
周四时，我向莱温教授请假，还没开口，他先说：“周五是吧？我也看到报纸了。”
他低头在桌子上的稿纸上写了一会，“最近你的压力是比较大，但你要明白，如果你父亲活着，肯定希望你顺利毕业的。”
听到这话，我才明白原来他最近不断督促我们完成课业，是担心战争会让我们无法毕业。
到了周五，我和希尔德买了白色百合花，雷德开|车接了我们和父亲的骨灰，一起到公墓。
海因里希带着沃里斯，后面跟着安纳贝的一些人。柏林大学也来了几个父亲认识的老师。
请来的牧|师接过海因里希的一张纸，念了悼词。上面说，父亲为第三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给帝国的命运增加了星辰的光辉。
“他回到了星星的轨道当中，继续守护着他所忠诚的国家和他所爱的人。”
念到这句话时，来参加葬礼的人都感叹、唏嘘。海因里希欣慰地拍了拍雷德的肩膀。
本来我写了悼词和墓志铭的，但是这份悼词不是我写的。
我写的只强调了个人亲情，没有提到为国家的贡献，海因里希应该是让雷德重写了。
献上花，众人开始离去。这时，舍伦堡来了。
从海因里希的表情来看，他没有邀请他。海因里希看了看我，我向他摇头，舍伦堡也没有通知我。
他拿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放在父亲墓前。有一个从维也纳赶来的父亲的朋友，原本要和我说话，看到又来了这一位，在远处颤颤巍巍站了一会，点头示意了一下便匆忙离开了。
舍伦堡走过来，“节哀。”他伸出手，稍微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远处，海因里希和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