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一个老相公了，要论他为官的功过，还真有点复杂。就像许多事情一样，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富弼，对内而言，算是一个不错的好官，昔日文正公范仲淹对他也很看重，有一定的为官能力，也做过不少贤德的事情。
为人处世非常聪明，在朝中几乎没有政敌，几乎没有被人真正弹劾过。但这也是缺点，一个人真的面面俱到的时候，并非就是好事，就会显得这个人过于“中庸”，又中又庸，什么事情都两不得罪，也就代表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和事佬。说这是缺点吧，却又真能让他在朝堂上长盛不衰。
这一点，韩琦比起富弼，那是差得远的，韩琦在历史上虽然被称为三朝贤相，但是在神宗皇帝登基之后不久，韩琦就离开了权力中心。
而富弼，从庆历三年进入权力中心，在权利中央四十年长盛不衰，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致过仕，但是随后又回来了，活了八十岁。
富弼当宰相，从来冒尖出头，哪怕是韩琦这个后来者上位，朝中的事情也多让韩琦做主，富弼反而不与韩琦去争。谁上位，富弼都不争，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力推变法的时候，富弼也不争，只求致仕，反对派都指望富弼与王安石争，富弼就是不出头，宁愿出去躲一躲。
所以，富弼，才是真正的朝堂常青树，从庆历三年进入权力中心，四十年间一个个相公大佬来来去去，这个唱罢那个登场，而他永远都在皇帝身边站着看。
欧阳修评价富弼：不闻其有可罢之罪。
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富弼有一点可以拿来批评的问题。
这样的人，不服不行。
但是纵观历史，富弼对于外事，这种性格就不免导致他态度难以强硬。
庆历二年，辽人找借口在边境陈兵，摇旗呐喊，吓唬大宋，要大宋割地。富弼使辽，然后富弼把事情平息了，没有割地，赔钱了事。
回来之后，还受到人们夸赞，说富弼一言顶了百万兵。
这件事情，有许多当时的时局，比如刚好西夏起兵，西北连战三年，家国困顿。但是富弼这种处理办法，真要说起来，比后世满清都不如，大清至少得打败仗之后再割地赔款，富弼这里，被人吓唬了一下，就赔款了。
而且当时从皇帝到朝臣，还多夸富弼办得好。
富弼还对后来的神宗说过一句话，说“愿二十年不言兵事”。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说得挺好，好像是爱民如子，不愿百姓受战争之苦。
再一想，就知道有些不对劲了。宋又不是天下一统、海内升平朝代，北有强敌辽国，西北有强敌西夏，就算不说这两个国家，南边也一天到晚有叛变或者敌袭。二十年不言兵事，这种事情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难道别人打过来，就跟别人去求和？
人，就是不能安逸。
这大宋朝，就是太想要安逸，只要能安逸，就是皆大欢喜。
为了安逸，脸是可以不要的，只要回来能继续安安逸逸的，啥都好说，不过粉饰一下太平而已，用“阿Q”的精神自我安慰一下，妥了，接着喝酒听曲。
甘奇大概是看透了这一点，看透了这汴梁城的相公们对于安逸的追求，所以他要打破这些人的安逸。
朝堂之上，当甘奇反问富弼富相公该如何处理辽人遇袭之事的时候，富相公却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问道：“冯知府，你刚才所奏之原委，可都是确凿之事？”
冯京看了看他的岳父富弼，答道：“目睹之人无数，昨天一个下午，就取了三十多人的供词，确凿无误。”
富弼点了点头，慢慢说道：“本是一件街边斗殴的小事，却因为辽人使节而成了一件大事，依照老夫之见呐，本就是小事，那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动手打人，终究是不对的，打伤了人，自然得负责。那行凶之人，终究是要惩罚一下才是，判一顿板子便是应该。至于辽人这里，挨了打，于情于理，当补偿一下，至少汤药费还是要补偿的，再多补偿一些受惊的费用。想来得了一笔钱，那辽人便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怨气了。如此，轻松把事情处理了去，朝堂之上，每日家国大事都商议不过来，区区小事，何必劳动心神？”
富弼一番言语，听得许多人是连连点头。打人者，受点惩罚，辽人那里，多赔点钱平息一下愤怒，过去就过去了，朝堂之上的家国大事都商量不过来，为了这点小事说来说去，不值当。
却不料那位甘奇甘经略就是那么刚直，眉宇一立，立马出言：“富相公，判案可不是这么判的，秉公执法才是君子之道，打人者要受罚，那先动手的辽人受不受罚？他才是最先打人的，要不要也拉到衙门里判一顿板子？还有事情起因，买东西不付钱，如盗匪一般，这又如何判？”
富弼是真难受，这甘奇是傻呢？还是傻呢？还是傻呢？
难道满朝诸公，就你甘奇明白事理？就你甘奇聪明？
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偏偏你甘奇就要为了一个街边殴斗的浑汉不依不饶？
“那就再给那打人者一些汤药费吧，如此他心中也能好受一些。”富弼，把“和事佬”这个角色当到了最高水平。
“事件之事，总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