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后3天。
上午9点，帝国总理府，译员希米德正在向元首汇报。
“英国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今天11点之前，提供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将立刻向德国宣战。”
元首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沉默着静坐一动不动。
希米德站了一会儿，正不知作何反应，这时，他听见站在一旁的戈林元帅回过头来对元首说： “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上帝应该饶恕我们。”
“不，胜者无需赘言。”元首平静地说。
正午，法国也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但德国政府对英法两国均不予理会。
下午5点，英法两国相继对德正式宣战。
当晚，元首本人离开了柏林的帝国总理府，登上了前往波兰前线视察的“亚美尼亚”号火车专列，并开始在列车上着手处理东西线的战事。
在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的同时，德国红十字会成员也在奔赴前线，他们的工作是保护、援助战俘和平民。
尽管这六年以来劳拉清楚地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她也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她还是难以抑制地害怕起来。
六年的时间很长，足够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
劳拉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正处于这个时代的她、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她，究竟是她自己，还是原本的劳拉。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劳拉从阿德里安口中知道了“他们可能近期有军事行动”因而获得了几天探亲假，作为士兵奔赴战场前最后的告别，她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糟糕，二战要爆发了”，而是“阿德里安、莱文、威尔曼和海因茨他们要上前线了”，这些她所熟悉的人的命运都将被改变。
她迟迟无法脱身，已经不可避免的和这个时代的人产生了羁绊，而这种恐惧和不安不仅是来自于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还是因为她知道，如今眼前一个个鲜活熟悉的人们都注定会在这场战争中死去。
这个国家早已被牢牢捆绑在了纳粹的战车上，将跟随其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它的人民不知道。
随着战争爆发，大量男性被征兵送往前线，使得国内各部门劳动力短缺，因此纳粹鼓励所有16至21岁的德国女性担任护士辅助员来帮助德国士兵，德国女性们往往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德国少女联盟的急救训练，而这些“帝国的花蕾”则劝说她们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一“使命的召唤”。
与劳拉的心境不同，从柏林开往波兰前线的列车上，年轻的女护士们兴奋得不能自己。
对于长期接受“贤妻良母”式教育的她们来说，她们参加军事服务的动机在于：她们正为这个国家服务、能够穿上一套有吸引力的制服、获得一个出国旅行的机会，她们渴望冒险，渴望逃离父母和家庭，能够有机会自己做决定，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她们对这趟旅途的终点充满了关于胜利的期待，让她们骄傲的父辈、兄长和丈夫正为这个帝国开疆拓土，而她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要为此奉献自己的青春。
但她们不知末路的险峻，此去将永不复返。
列车越过波德边境，循着德国军队行军的路线，一路驶入广阔的波兰平原。
初秋时节，草木皆黄，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树林由墨绿变成浅黄再蜕变成金黄，倒映在湖泊里如同渐变的油画，橡树成熟的果实和金灿灿的枫叶落了满地，随风扬起的秋叶落在铁轨上，在列车驶过的轰鸣声中发出微弱的哀嚎。
一路上似乎还能嗅到硝烟未散的气息，炮击留下的满目疮痍，也无法掩盖这土地的美丽。
而这个国家此刻正在德军的铁蹄之下苟延残喘。
然而与想象中的不同，德国红十字会并没有被派去做他们本应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他们落地的那一刻，这群佩戴着“红十字”袖带在人群中最醒目的人员，就立刻被车站里等候已经的党卫军拦住了。
这个波兰车站已经被德军控制，象征着纳粹的旗帜在空中飘扬。
或者不能称之为“拦截”，在这里驻守的德军已经完全把他们当作后备医务人员在调遣了。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说着，持枪的士兵们走过来挨个检查他们的红十字工作证明。
为首的士兵确认了他们所属的管理区域后，对他们说： “你们在需要在这里等候格拉维茨上将的命令，与前线医疗部队确认完毕后，会把你们派遣到合适的区域，辅助军医的工作。”
菲力克斯皱眉道： “上将?我想我们的行动与军方无关，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地都很明确，那就是前往占领区救援受伤的平民和战俘。”
劳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德国红十字会在此之前一直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存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在红十字日发表讲话时曾以德国红十字会为筹码向希特勒表忠心。
内政部部长说： “红十字就像国家的良心……红十字会与国家一起，时刻准备为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