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乌野的学生会活动室被设置在多媒体教学楼的第三层第六间，是整栋教学楼最靠里，同时也距离校门口最近那一面的房间。
从东侧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就在楼下的操场和不远处外的体育馆，从西侧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近在咫尺的校门和除了还算宽敞以外毫无美感，一马平川的教学楼前庭。
用来充当活动室的房间并不算宽大，也就乌野常规一个普通教室的大小。
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室里放了太多杂七杂八的玩意，让它同时充当“会议室、档案室、会长办公室”这三个功能性建筑比较……勉强的关系。大部分学生会的成员除非是因为一些必要的文书工作，否则在放学后都不会时常待在活动室里。
各个部门也不是天天都有活，会这么倒霉的也就只有学生会长、副会长和我。因此，全学生会可能只有我们三个人算是活动室的常客，而有时比两位领导工作还多的我更是常客中的常客。
好吧，这个地方并不值得骄傲。
老实说，每次一想到我的放学时间竟然跟隔壁体育社团的完训时间差不多，我就会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淡淡的死意。
“高濑？今天也这么晚啊，辛苦了。”
“结束了吗？”
“姑且算是结束了吧。”
“哦哦，学生会的工作和知心大姐的角色都结束了？”
“田中同学，你再用这个称呼叫我，下次我就要卡你们社团的经费申请了。”
“呜哇！”
因为这个称不上冒犯的冒犯，田中最后被按头请了所有部员包括我在内一人一支雪糕，本就不乐观的钱包厚度雪上加霜。
不过好吧，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在高中时确实有过这么个奇怪的角色标签。
人在遇到倒霉事的时候会有很多反应。有些人会选择自己默默忍耐，有些人会想跟朋友抱怨，还有些人，则喜欢把令自己不开心的事讲给无关的陌生人听。
通常来说，最后一种人会成为很多深夜情感电台、烦恼咨询室、占卜家的客户群体。我虽然可以理解这种心态，但在上高中的时候成为“知心大姐姐”什么的，可绝对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内。
一切都只开始于一个意外。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因为活动室又小又逼仄，所以很多学生会成员不爱待在这，只有我、学生会长还有副会长是这里的常客。
我们学生会长是个罪恶的男人。虽然跟副会长长期处于一种“大家都觉得他们迟早会交往吧”的状态，但可能是因为他们俩感情都太迟钝，一直拖到高二了都没什么进展。
与此同时，会长还有一个爱慕他多年的青梅竹马，时常会带着慰问品来活动室里看我们，她看向会长的眼神骗不了人，每次都能让白吃她饼干和茶的我在旁边看戏偷着乐。
可能是白吃人家东西还看乐子容易遭报应。某天，这位青梅竹马来找会长时他刚好不在，于是我招呼她坐下等一会，招呼完之后就不管她，一心一意地将注意力投注在了手上的报表里。
我们就这样沉默的在活动室里坐了二十分钟，我不太记得她在我那忙碌的二十分钟里在做什么了，但我至今还记得她打破沉默时说的话是什么。
“高濑同学，你一定觉得我是傻瓜吧。”
“……哈？”
在听到我发出表示疑惑的单音节之后，这位跟我说熟也不熟的女同学趴在我们用几张课桌拼成的会议桌上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的说起了她跟会长从小到大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在最开始被她突然爆发的情绪吓了一跳，但在把一盒纸巾放到她手边之后，我就冷静下来，继续回去做我的报表了。
安慰她的话我一句都没有说，宽慰她的动作我一个也不做。
她说的这些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个在这里工作的倒霉蛋，她只是个借活动室发泄情绪的路人。
这位女高中生在活动室里哭了十几分钟后，抽出几张纸巾擦擦脸，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第二天，会长和副会长请我跟风纪委员去吃蛋糕，说是愿赌服输什么的。如果不是他提起，我都忘记以前跟他打过赌，说他跟副会长要是能在一起就得请我们吃蛋糕这回事了。
“你小子是什么时候告白的啊？”
“就昨天嘛，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
“好啊，我在做事你们俩背着我偷偷谈恋爱是吧？”
“对不起！大不了你再多打包一份当我赔罪。”
“算你识相。”
在咀嚼涂满奶油的蛋糕胚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趴在那张寒酸会议桌上流泪的女同学的身影。
后来她再没来过活动室探班了，我站在东侧的窗户往外看时总能看到她放学一个人走。
在她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偶尔会来活动室里自顾自诉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在同学间常见的角色定位也从“那个好像别人欠她两百万的女人”变成了“知心大姐姐。”
“真是搞不懂现在的高中生啊，他们都没有朋友吗？”
“可能是有些话不方便跟朋友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