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 许俊生说, “我没乱说啊，是不是都有十几年了, 最起码有一部分能挖了吧？” 人参和人也一样, 一样的年数，个子长得大小不一样，就先挑大的挖, 小的可以再等等。 王场长赶紧关上办公室的门, 谨慎的说，“小许, 这事儿不着急, 人参长得慢, 多长几年再挖更合适。” 话虽这么说, 但实际上, 他心里还是有点着急的, 别人不知道，那一片山林子里，有些人参可不止十几年了, 有一小部分, 恐怕都有二十年了。 秋天的时候他还让人挖了一棵, 挖出来的人参个头可不算小了, 那些年数最久的, 的确可以开挖了。 这事儿说起来话长。 他们兴安岭五七农场，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叫红星农场, 也不是六六年才有的, 建国后五十年代就是国营农场，只不过规模挺小, 职工一共才一百多人，后来因为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才被称之为五七农场的。 王场长是土生土长的大兴安岭人，家里是种植园参的，他进农场当了工人，一开始的工作也是养人参。 关于园参，普通存在一种歧视，认为它药用价值远远比不上野山参，甚至还有更为极端的说法，认为它算不上真正的人参。 但其实，园参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在整个的人参市场，份额至少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有着压倒性的优势，而且种植园参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活儿，稍有不慎，人参苗子出了问题，就会烂根或死苗，或者生其他的病，比种粮食可难多了，而且园参最短生长期也要五年。 但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园参，一点都不值钱，一斤鲜参才一块钱，和肉价差不多，一斤生晒参也才十块钱。 五八年，生晒参的价格更是降到了最低点，一斤才七块五。 那年本来是人参大丰收，市面上的园参普通质量都很好，但这么好的货，最终却没买上一个好价钱，算一算还不如往年。 与园参截然相反的，是野山参的价格年年疯涨。 因此，从那一年起，很多当地的参农都改了行，不种人参了，而是改为种各种粮食了。 王场长在山林子里洒下第一批十六粒人参种子，也是在五八年，那天他刚从加格达奇卖了园参回来，因为卖的价格低了，心情还挺郁闷，就一个人钻到了林子里，当时半是愤慨，半是异想天开。 没想到过了两个月他又去树林里，意外的发现还真都长成了人参小苗，他当时欣喜若狂，赶紧把那些苗子都小心翼翼的给分开移植了。 他立即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人参种子，偷偷洒了上百粒，从那以后，就成了习惯，年年播种，直到把那么一大片树林子全都洒满了。 后来人参长大了一点，他也顺利当上了农场的中层领导，在他精心策划了几起闹鬼事件之后，很多人都认为那一片林子太邪性，很少有人敢去了。 再没过几年他就当上了场长，想办法把北边那一片独立的山林圈成了农场的地盘，而且林子的两个入口，白天黑夜都有人看守，许俊生之所以能摸进去，是因为那天中午恰好换班的人偷懒，去睡大觉了。 这些年，王场长藏了这么一个大秘密，就如同每天抱着元宝睡觉的儿童，经常惴惴不安。 因为，他还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儿。 他们是国营农场，每年的收益都是要上交给国家一大部分的，不只是上交各种公粮，还包括了几样药材，有园参，有黄芪，还有野山参。 前两种都很容易，农场自己的园参产量一直很高，而且不止一块田，是轮换着种的，所以几乎年年春天都能挖参，黄芪就更容易了，山上有的是，很多时候还是一片一片的，最不易得的就是这野山参了。 大兴安岭其实本身野山参数量极少，野山参的主要产地是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有时候农场的挖参队都要走上老远，但往往还是颗粒无收。 去年年底，农场的任务没完成，挖参队反倒还遇到狼群，差点伤了人，王场长怕再出事儿，就当场解散了挖参队。 他急得嘴上长了泡，狠狠心，大着胆子，带上几个人，去北边林子挑了大点的人参挖出来，充当野山参交上去了。 他提心吊胆的过了一个年，结果啥事儿没有。 这件事儿给了王场长很大的信心。 当然了，这些长在林子里的参，不能都按照野山参卖出去，那么做就有点缺德了，但肯定要比园参值钱多了。 带着这样的自信，他去年跟一个医药公司的采购员提了提，那采购员张口说了个一棵十块钱，还说是最高价，差点没把他当场气死，立马把人给轰走了。 许俊生剥了一个炒花生填到嘴里，说，“王叔，我觉得，您弄得那些林下参，备不住挺值钱，不瞒您说，我来之前，专门请教了药学院的教授，人家说，要是真有这样的人参，和野山参也差不多了。” 王场长眼睛一亮，“真的？” 其实他自个儿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样的人参，前所未有，以前的老祖宗很聪明的把野山参的种子留下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