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班的日子，充实且忙乱，不过没到那种需要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至少我不是；不过每天到家帮忙干一点活、吃完饭就必须开始写作业了。
妹妹也开始去上学了，她们这个年龄的人，比当年的我们多了一个学前班，也叫育红班，开学的第一天，很兴奋，回来还叽叽喳喳的。
小家伙只用母亲送过去报了名，回来就开始跟着伙伴一起走了，觉得真是神奇。
我们附近这样大的孩子不太多，不过刘希平大姐家的老大，跟小妹一样大，俩人凑一起玩的不错，他们家在我家南面隔着两排的东侧，靠近东胡同；另外还有几个男孩子，一个是母亲表弟家的老二，很漂亮的一个男孩，在我家北面一排靠东头的胡同住；第二个是姨奶奶家的老四，我们喊他四表叔呢，也在我们家南面隔两排，距离刘希平大姐家不远；还有一个是我们西面一点的人家的一个男孩，靠近井台住。
其实我们南面对门有个女孩，是我同学的妹妹，跟我小妹差不多大，但是那个孩子不太跟我们这边的人玩，她更愿意往南走，找人去玩，或者跟她堂伯和堂叔家的孩子们玩。
妹妹上学，母亲给她新做了书包，买的新铅笔盒、两根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拼音本、一个算术本；我想我已经过了羡慕或者嫉妒的年龄了。
小妹在同龄人里，个子不是最高的，当然也不是最矮的，不过还是黑，瘦，牙齿还不太好，每次说话都爱捂着嘴。
大堂哥二堂哥、邹树芬他们来我家的时候，都爱逗她玩。
他们学前班，也是需要学东西的，而且很重要，比如拼音，听说学完了，一年级就不再学了；并且还有作业要写，每次看到她一本正经的写着1,2或者a、o、e都很有趣，而且有时候她的2方向是反的，或者倒钩状，像5，给她指出来，还不愿意听，说老师就是那样教的，怎么说都不带听的，等第二天放学回来，再问她，就开始低着头不说话了。
她们也教字，不过要求只要认识就行，不需要写的。
其实我都忘记了自己一年级的样子了，难道也是这样的吗？是查无可查的了。
我们俩凑一起写作业的时候不多，她不想给我看作业的时候，我也不看，因为我也有事情要做，而且毕竟相差八岁的距离，比当初我和姐姐的五岁差距大了更多，因此也理解了当初姐姐的心情：这么点大的小屁孩，还在那里振振有词的说着自己并不小！
每当我和小妹发生分歧的时候，父亲都是让小妹听我的，母亲则在一旁分辨着，“你看你，当初老大和老二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说他们俩要谁对听谁的！如今到了老二和老三了，你就让老三听老二的。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典型的就是偏向老二。”
我不知道母亲的心态，是单纯因为我才如此说的还是真的认为应该是谁对听谁的。
在家庭里，也有权威（权利、血脉、认知这类的）压制的，难道她期待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对事物或者社会或者规则的认知低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这真的是正常的吗？大一点的孩子又不是白痴！
她难道没想到过当小妹出生的时候，八岁的我已经开始接受了教育，七八年的教育都是白搭的吗？如果是，那么读书或者被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无用，为何我们都还要读书和接受教育？
当然了，父亲当初对待我和姐姐所谓的“谁对听谁的”有压制姐姐的意图所在，难道母亲也要开启小妹对我的压制吗？
可惜的是，随着我的成长，距离我离开家里、离开家庭的庇护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估计是她没想到的。
当然现在回头看的话，过早的离开家、没有了父母的嘱托或者看护，我的结局并不好，所需承担的责任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好，后果是当事人——我，一个人承担的。
我从不埋怨或推卸责任，能做到的就是面对，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哪怕很难很难，超过了我的年龄和能力的范围。
但是家庭的支持或者最后的庇护，是每个孩子最大的依仗；而且父母同样是孩子的老师，除了言传身教的引领，随时纠正偏移的方向同样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当然了，认识到是个问题，做不做得到是另外的问题，谁都是第一次做人父母，同样孩子也是第一次为人子女。
这些内容，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只是当敲打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忽然难以平静，第一次为人，我们相互谅解可好？
可惜的是，很多人已经听不到这句话了。
既然此文是翻起沉年旧事，因此说些超过了1982年这一年该叙述的内容，权当为自己“推脱下责任”，让自己心安些许。
1983年9月，我考入县城的高中后开始离家，小妹才开始在村里读小学一年级。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往后几十年的在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甚少归家，回去也是一天，顶多两三天的样子。
等我步入社会以后几年，小妹才初中毕业，当年考试的成绩不太理想，母亲问我职高要不要读的时候，因我一句“职高的意义并不大”而断了她的高中求学之路，而且随后她代替父母来我婚后的家陪伴我五年，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