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纪】
朝廷名义上统御天下，其实诏令出函谷关以后能有多大号召力和威严还真不好说，张昶与周忠都明白如今朝廷能收的上来的赋税只不过区区三辅和弘农等郡，外加残破不堪的河南尹与河东郡而已。
但为了朝廷的体面，张昶自然不会把这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实情说出来，而是避重就轻的说道：“今年关中安静，百姓归心，税赋开征宜照往例而行。”
皇帝轻飘飘的说道：“关中数年遭逢羌乱，岁乱民饥，黔首流离，四处就食，导致户籍极为杂乱，难可分简。不若因时因地，重新编户造籍，令籍贯得实，赈恤周全，也方便朝廷开征赋税。”
饶是张昶以顺服皇帝为要，此时也不由得惊了一惊，这不就与当初董承所提出要清查雒阳迁入关中的户口一样么？且不说那些隐民、占民的豪强会不会同意，就说此事也不该是由皇帝亲自提出来，两边没了转圜的空间，只会把事情闹得不死不休。
“怎么？”皇帝面对大臣时，似乎永远都是在笑着，此时的笑容里却仿佛带有别的东西：“户籍混乱，自当重遣良吏精检，勿使遗漏。若是户籍不清，朝廷又如何开征赋税？难道要随意摊派吗？”
皇帝想起历史上三辅又是羌乱、又是旱灾、又是兵祸，光是逃离到荆州的都有十余万户，益州牧刘焉更是借关中逃亡至此的数万百姓组成东州兵。细细算起来，关中至少还有一百多万人，这还是除开那些隐户的数量。
作为与黄琬、杨氏都有交情的桓典此时坐不住了，他插话道：“虽有流民失地而走，但三辅、弘农等郡每年都有计吏算民造册，即便有董卓擅专，此事也未有断绝。若要确保赋税开征，陛下大可命尚书台送来计簿，查阅历年户数，可为佐证，无须劳吏烦民，耗费时日。”
皇帝看着这个以清正刚直著称的老师，问起了一旁的贾诩：“中台确有此事否？”
尚书贾诩立即配合，想商量好了似得：“依照中台计簿所载，三辅、弘农等地除开军、民屯户，共有二十三万户，一百一十万余口。”
“户数年年都有增减，各地上计必须查验精确，不可虚报。”皇帝这才点头说道：“今岁赋税，便以此为凭据开征，不可多，也不可少。”
皇帝从善如流，很轻易的不再提清查户口的事，这让众人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却又忍不住泛起疑问：像这样扯东扯西，时不时出言诈唬人，到底是在隐藏着什么用心？
“孝文皇帝时，算赋每人为四十钱，口赋每人为二十钱。之后朝廷屡有加征，使岁赋增加十倍。尤其是口赋，本是七岁起开征，如今却降至襁褓即开征口钱，以至民家产子而心不悦，甚或有产子则投水溺毙的情况。”皇帝也没有让人失望，前面铺垫了那么多，终于要说起了重点：“廷尉掌狱多年，应该遇见过许多这样的案子。”
一旁坐着的法衍没想到还有他的事，赶紧回道：“唯，关中自羌乱以来，户口大减，贪吏奸胥又借阉宦之势，肆意凌虐。地方催征，急于星火，乡野小民贫乏愚昧，宁可溺婴杀子，也不愿纳口税。”
“遇到这种事，廷尉与地方都是如何决狱的？”
这种案件非常棘手，若是依法处置，又有些不近人情；若是放任自流，又会滋生歪风邪气。法衍想了想，谨慎的说道：“孝景皇帝曾有诏曰：‘欲令治狱者务先宽’，是故但凡遇见此类，皆使地方郡守县令以《孝经》大义相劝，命其反省改过。”
醉翁之意不在酒，皇帝说道：“这些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朝廷赋税订立太过严苛，未有照料到百姓生计之故。”
汉代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赋与税两大类，税主要是租税，两汉以来讲究轻徭薄赋，除了非常时期有过增加以外，其余的时候都是三十税一。而赋则是口赋、算赋等人口税，还有更赋这等代替徭役的代役税。
东汉以来，为了支持朝廷在凉并的平羌之战，以及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在租税不能增添的前提下，朝廷只好对人口税屡屡加征。如今各类沉重的杂税导致百姓生活艰难，为了逃脱重税，有的选择做士族豪强的隐户，有的选择起义造反。
张昶听出皇帝话里有话，又联系到皇帝对屯户在人口税上的优惠政策，福至心灵，立时明白过来，抬声应道：“如今关中疲惫，亟待恢复，陛下减免屯田百姓之口算，百姓无不诚心拥戴。本朝列位先帝也曾对此酌减或蠲免，陛下欲经营关中，布施仁政，宜爱惜民力，重订赋税之规。”
周忠比张昶想的还要深远，他发现今天到场的人无论是随驾前来的尚书右丞鲁充、还是他与张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掌管着朝廷的财赋粮储。
至于法衍与桓典为何会在场，周忠的理解是，皇帝不仅是要在原来的赋税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要以律法的形式重订赋税。
重制赋税，这可是关乎国本的大事，非得要那几个录尚书事的秉政大臣讨论出一个结果，然后付诸博士、议郎等大臣公议，最后才能正式确立。可怎么看皇帝今天这做派，像是要绕过这些繁琐的程序，直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