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管子·山权】
皇帝召见周忠，是想与对方、以及连带着召见的均输令麋竺商议钱的问题。站在后世人的角度来说，周忠负责的水衡监只拥有一个收旧币、铸新钱的货币发行权，而无任何后世‘中央银行’该有的功能定位。虽说以眼下的时局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研究这个还为时尚早，但治国当高屋建瓴，此时不需，焉知以后会不会出现急需转变适应的变化？
周忠与麋竺二人尚且未有明悟皇帝这一番高瞻远瞩背后的深意，便唯唯诺诺的应下了回去后必要熟读《管子》一书。只麋竺还机警些，轻声提了句：“臣前次得奉诏书，领受钱谷数百万，主办平准均输一事。起初臣秉持陛下‘以工代赈’之法，前后用钱谷无数，意欲使民间百姓得此之后，能聊以生计，坊间粮价也能有所回落。谁知——”
麋竺故事重提，未尝没有当面邀功的意思，但见皇帝听得认真，这才接着说道：“谁知这钱发的越多，便越不值钱，坊间的物价便越高。倘若又是钱发的少了，百姓无钱买粮，饥馑又不得济。其中关隘，臣出身微末，实在想不清缘由，若按昔年朝议，废钱易物，却又有失陛下铸‘通宝’钱的本意……”
他虽然有经济之才，但以往也不过是一介豪商，做的也都是些贱买贵卖的生意，对于市场动向、物价涨跌的变动，他倒是嗅觉敏锐、眼光独到，可一涉及到金融、货币发行的领域，麋竺就有些生疏了。当然，这并不是他资质浅薄，而是由于麋竺从市场的参与者成为了调控者，棋子变成了棋手，这一身份的转变，让他一时不得适应罢了。
无论是身在何处，上下级关系亲密的一个表现就是像这样随口谈论本职工作上的事，不拘于自己尚且办不办得到，只要表现出自己有独到的思考、见解，再伏低态度请上位者指教，便极容易满足上位者的虚荣心。更有甚者，还会故意弄错一点无伤大雅的小事，让上位者主动发现，然后一个慷慨赐教、一个恭敬受教，两者关系便融洽了。
若是样样事都办得出彩，以至于让上位者无从置喙，添改不得，那么重用归重用，喜欢却未必喜欢了。
皇帝正是这么一个‘好为人师’的人，他有着两世的丰富见识与阅历，对麋竺的这番通货膨胀的疑问自然是满心瞧不上眼，但拘于这个时代所限，他还是很满意麋竺善于思考的行为，若是稍加提点，未尝不能大用。
这样转着心思，皇帝开口说道：“你说这话，可见你未读过《管子》，其中有言‘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正如秋收丰收之时，谷轻币重，均输监便要支使钱帛大肆收购，以防谷贱伤农；而在青黄不接时，则谷重币轻，届时由太仓出售谷物，即可缓解饥馑，又能收回先前所出之钱。一出一入，获利十倍不止，而朝廷、黎庶各皆便宜，这便是‘轻重’之道。”
麋竺早前在徐州时，一心想挤入徐州士人的圈子，不惜费尽心机为自己打造了‘君子’的人设。为了与士人交往时能有的放矢，更是埋头苦读经书，哪有余暇去看《管子》这类书籍？他行商能积攒巨亿，靠的全是与生俱来的商人天赋，此时受了皇帝教训、又见皇帝格外重视，心里便打定主意回去后必要将此类‘杂书’融会贯通。
晾在一旁的周忠有些不自在，说起来他与麋竺都是皇帝的亲戚，麋竺是皇帝表嫂的兄长，周忠是皇帝姐夫的伯父。如今皇帝与麋竺说得热闹，自己却像是与侍奉殿内充数的侍中、黄门侍郎成了局外人，这让周忠不太乐意，他奉诏而来，可是想着能得受重用的，岂能让麋竺一个商贾把风头抢了去？
“陛下睿鉴，钱者，金币之名也，乃货之泉，上古为市，为易有无，则钱始行。”周忠见缝插针，凑趣着发表自己的见解：“水衡监负责建安新钱的铸造、发行，自当要以此为念，秉持‘轻重’之道。依臣之见，前有均输、平准、太仓三者联合平抑物价，维持民生，水衡监掌管货泉，在适当之时，不妨也能厢房前例。譬如平准统算、均输调度、太仓与水衡粜籴，如此则物价平稳、黎庶安定、百业兴盛。”
周忠虽不如麋竺善于经济，但到底是少历列位、数次累迁，比麋竺多混迹朝堂十数年，于政治风向自有他过人的嗅觉与敏锐。当初能从董卓手中担任大司农、又从王允属下明智的投靠皇帝，全靠的是自己审时度势的本事。他此时听皇帝与麋竺谈论半句不离一个‘钱’字，心里便有了底，‘钱’之一字正好是自己所管，那自己就得有一番见解。
“周公说的是。”皇帝正与麋竺讨论基础的货币知识，但麋竺天生就对此有超乎寻常的禀赋，几乎一点就通，而且还能举一反三，皇帝前世不是学经济的，不过是行商时接触过一些，底子不厚。眼见麋竺的问题越来越精深，越来越专业，皇帝甚至有些招架不住。
好在周忠这番话解了皇帝燃眉之急，他趁机摆脱意犹未尽的麋竺，欣慰的点头道：“《管子》‘轻重’之道，利国利民，诚乃治国要术，更是尔等经济之臣穷理治事之法。眼下关中疲敝，刚过了旱蝗，亟待兴复，而凉州、益州业已安定，正是尔等一展所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