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也是最核心的本质单位；
贵州，或者说是以铜仁为代表的贵州人，跟西南钻探公司的关系就很好的在侧面体现了这一点。
论及绝对人数，贵州人在钻探公司的占比不算高，甚至算得上是西南三省中最少的……铜仁人那边的人就更少了。
论及娘家背景和支持，对不起，GDP全国倒数的贵州现在是西南三省中最穷的那个省份，从来都没有什么声量可言。
论及高层数量，四位副总中没有一个是贵州人，各自的履历跟铜仁那边也沾不上半毛钱关系。
但问题是，虽然在最显现的地方从来没有贵州人的影子，但在钻探公司最核心的岗位上，有超过1/3的骨干都是贵州人……或者说，是以铜仁人为主的贵州人。
工程大队的大队长，是铜仁人；
地质大队的大队长，是铜仁人；
运输大队的大队长虽然是遵义人，但三個副大队中有两个是铜仁人；
管子站的副站长，是铜仁人；
供应站的副站长，是铜仁人；
固井大队唯二的两位副大队中，有一个是铜仁人；
至于人数最多的各大钻井队中，占据正副大队职位的铜仁人就更多了……
如果你不是石油系统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些科室的实际份量。
但你要知道，钻探公司毕竟是一家以石油钻井为主业的公司，“生产”才是它最核心的立身主业，而上述科室中，几乎全是生产环节的要害科室……尤其是工程大队、供应站和钻井队，三大生产核心科室只要一个运转出现问题，钻探公司的生产大会战立马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虽然说铜仁人在这些核心科室里担任的基本上都是些很容易让外人忽略的副职，但实际上，他们才是保障这些科室正常运转的重要核心……在央企的科室里，绝大部分情况下，负责具体业务的都是副职，而权限最高的正职其实主要把精力花费在参与公司的内部管理上。
所以，铜仁人于钻探公司而言，很像是那些物流公司中的快递分拣员……乍一眼看上去不起眼，但却是一群绝对不能被忽视，甚至是不能或缺的人。
这种情况，各科室的一把手当然清楚，而公司高层也心知肚明。
之前说过，石油本身就是诸多因果缠身的行业，而钻探公司与西南不少地区的主管单位也有着颇深的纠缠……之前说过，钻探公司经常会输送/交流一些骨干到西南各地的主管单位，协助开展当地工作，在这张日积月累形成的人脉网之下，有些事情自然不可能再局限于个人本身。
按张文顺那个死胖子的说法：“既然我们这些后妈养的铜仁人凭借着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要命的精神，努力了十多年凭借自己的本事爬到了这个位置，公司自然应该给我们给予相应的倾斜。”
因此，在某种公司高层心知肚明的规则下，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钻探公司每年向铜仁地区的反哺力度，真的不能算小……这么说吧，从1979年开始，钻探公司每年账上都会有超过1亿的进项，到了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更是超过了2亿；其中约有一半，则会以分蛋糕的形式，反哺支援以西南为主各个地区，而鉴于那些铜仁人在钻探公司的重要性，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公司每年向铜仁地区反哺的额度，不会低于500万，有些年份甚至能达到逼近800万的水平，在那个时候，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种反哺，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人才输送，可以是项目共建，可以是包含各种物资在内的白条，甚至可以是宝贵的外汇拆借……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以三产项目合作开发的方式，向铜仁地区直接投资。
只不过，论及经济发展的综合制约性和项目实际操作的复杂性，贵州那边堪称全国之最，一个项目要想起来，其难度甚至要远比陕甘宁青藏等大众心目中的边困地区要大得多。
所以不出预料，钻探公司这些年在铜仁地区合作开发的那些三产项目，一个水花都没冒起。
实话实说，虽然这种反哺属于是惯例，而且公司其实自始至终也没期待着那些项目能够盈利；但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哪怕是铜仁地区那些“故人”们当面求上门来，张文顺他们也实在没脸皮再向公司伸手帮着铜仁要更多的蛋糕了……毕竟负责执行这一块的鑫泰公司虽然菜，但其余地区好歹能保持个15%左右的项目三年存活率，以八十年代的市场环境，对于资源充沛的央企来说，15%的项目三年存活率跟0%的项目三年存活率，其中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所以，哪怕从1986年开始，铜仁地区的反哺额被降到了一开始的500万，并且一直维持了三年，而对应的巴蜀绵阳和滇南陆良，反哺额度却从以前彼此差不多的水平一下子激增到了1500万……这中间虽然有配合西南石油局其余兄弟单位大开发计划的考量，算得上师出有名，但这种巨大的落差还是让钻探公司的那群铜仁人心里空荡荡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杨默的出现。
虽然说杨默是因为默默百炸项目的成功而逐渐走进许多人的视线里的，但实际上他在肉鸡产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