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11月22同日，红军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
该命令强调：
“为了成功执行此次战役，野战军全体人员必须展现出最英勇、最坚决的态度，不顾一切地前进。”
“进攻部队必须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抵抗，并克服一切天然及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的追击，并部分消灭尾追之敌。”
“政治工作人员需通过不懈的政治宣传和鼓动，以及个人的模范行为，来克服战士们的疲惫、落伍和动摇情绪。”
“他们应与指挥员共同克服完成胜利任务过程中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红军战士的战斗精神和坚定性。”
“当前战役的胜利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创造新的大片苏区，并与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进行全面反攻，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11月25日的傍晚时分，红二师五团的侦察队悄然抵达了全州城的城外，他们迅速搜集情报，得知桂军已经撤离，湘江之上并无兵防守。
红二师五团在面对这一情报时，却表现得异常谨慎，他们不敢擅自做出决策，而是选择向上级请示。
直到26日的深夜11点半，中革军委才确切地得知全州、兴安两地并无敌军的主力驻守。
于是，在27日，红一军团才回电红二师五团，命令他们“相机拿下全州”，就在此时，全州城已经被湘军捷足先登占领了。
与此同时，11月26日红军总部的第一纵队进入了灌阳文市的地域，
第二纵队则深入到了灌阳文市以南的王家、玉溪地区。
但第三纵队在邓家源却遭遇了阻碍，由于山道不通，他们无法继续前进。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军委果断地改变了原定的路线，命令第三纵队改道由雷口关进入广西，主力部队则抵达了灌阳水车地域。
而第四纵队的八军团则成功地攻占了永明，九军团的主力则仍在江华的石桥及江渡坚守。
到了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二师已经占领了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
尽管红军总部原本命令他们相机占领全州，但由于湘军已经先一步占领，红二师便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上的脚山铺一带设立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的进攻。
红三军团的四师则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负责向南警戒兴安的桂军。
而红三军团的五师则占领了新圩和马渡桥，他们的任务是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
红九军团则由江华北上永明，紧随红八军团之后，向三峰山发起攻击，但在前进过程中受到了桂军的阻击。
面对这一局势，红军总部最终决定，红八、九军团必须立即改道，以强行军的方式从雷口关进入广西。
至11月27日，红军的12个师中，已有2个师占领了湘江渡口，1个师扼守着骨头岭至右塘的交通线，1个师占领了新圩，还有2个师在文市、水车地域坚守。
但仍有7个师在湖南境内，尚未进入广西。
桂军首先让步，他们的主力部队在21日开始向南撤离，然后在27日返回，为红军让出了五到六天的时间。
桂军原本以为红军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红军的行进速度异常缓慢。
中央军得知桂军在阻击红军时行动迟缓，于是严厉命令桂军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在湘江边上消灭红军。
桂军认为，他们已经撤离了四天，红军的主力部队应该已经成功过江了，此时还在过江的部队应该是红军的后卫部队。
但桂军万万没有想到，即使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红军的主力部队竟然还在渡江。
这个出乎意料的发现让桂军感到震惊和困惑，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红军的实力和决心。
桂军按照“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方针，桂军在尾部的新圩战场上，于28日率先发起了攻击。
新圩，这个距离红军在湘江的主要渡河点——界首渡口约35公里的小镇，成为了桂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桂军在新圩战场上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大约7个团，其中15军44师的三个团和15军45师的一个团共4个团直接参与了与红军的对抗。
而桂军第7军24师的3个团则主要负责警戒中央军，并未直接参与对红三军团的作战，他们只是在红三军团撤退后进行追击。
桂7军24师为了阻止中央军进入广西，甚至与紧跟其后的中央军发生了一场冲突。
这场冲突并未让中央军感到愤怒，他们反而笑着道歉，并停止了前进。
因此，在湘江战役中，中央军并未积极参与战斗，而是选择了观望，让红军和桂军、湘军进行殊死搏斗。
真正与红三军团作战的，是桂军的9个团，总计约1万5千人左右。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成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要对手。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