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左右砍杀，杀敌数百人。吐蕃军队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唐军趁机从侧翼袭击，吐蕃军遭遇惨败。
鉴于王忠嗣战功卓著，唐玄宗下诏授予他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后又兼任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使副使、大同军使等职务。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新的任命正式下达，王忠嗣获任河东节度使一职。此时的他年仅35岁，却已荣任一方节度使，如此年轻就取得这样的成就，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王忠嗣又兼任了朔方节度使一职。在唐朝的边防实战中，河东和朔方地区的地位最为重要，而朔方则更是关键所在。因为朔方这个地方局势极其复杂，不仅需要应对来自突厥势力的威胁，还要直接面对新崛起的如契丹、西祖侍卫回湖葛罗路等部落的挑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军将领赵成仙对昔人怒介部的征讨失利，导致所有粮草资重尽失。面对唐军的失利，王忠嗣亲自统领大军跨越桑干河，直击昔人的老巢，三战三胜，最终在漠北展现出强大的军威，胜利归来。为了全面收复草原的几大部落，王忠嗣改变了以往的作战策略，不再一味地勇猛进攻，而是更加注重智谋和策略。
在这段时间里，王忠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谋和勇气，与突厥的巴西米葛罗路回合三部进行外交周旋，并通过巧妙的策略和手段，成功地煽动了内部矛盾，利用反间计逐个击破敌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北方的胡人大多臣服于大唐的统治之下。这些年的征战经历，让王忠嗣逐渐从一个年轻的勇士转变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从朔方郡到云中郡，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他精心构建了一套完善而持久的防御体系。自从唐朝名将张仁旦之后的四十多年，王忠嗣继承了他的遗志，使得胡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侵犯唐朝的边境。此时的王忠嗣，成为了守护唐朝边疆的定海神针。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王忠嗣迎来了人生中的辉煌时刻，他一人兼任四镇节度使，掌控着大唐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力量。万里边疆的安全完全依赖于他一人。
自大唐开国以来，王忠嗣的功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在天宝六年，唐玄宗给王忠嗣下达了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指令——进攻石堡城。石堡城地处战略要地，但规模较小且位于半山腰，只有一条通道可供进攻，攻克难度极大。因此，王忠嗣表示反对，并认为应等待时机再做打算。但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并不愿意等待太久：“我大唐帝国怎能被这小小的城堡阻挡？既然你王忠嗣不愿意采取行动，那我就派遣其他人去！”就这样，主战派董延光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不仅没有攻克石堡城，反而在前来增援的吐蕃军队面前狼狈逃窜。面对唐玄宗要求王忠嗣分兵进攻石堡城的命令，他态度消极。此时身为下属的李光弼对老领导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种行为无疑是与领导的决策背道而驰。
他于是劝王忠嗣还是听从领导的决定，迅速合兵进击石堡城。但王忠嗣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平生的初恋难道是追求显贵吗？如今力争一成，得到了它也未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它也对国家无害。我怎么能以数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
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我曾看到过的一句话：“军人的人道，无非就是使得自己手下的士兵烧死几个。”而王忠嗣身为统帅，他并不认为战争只是为边疆博取战功之用，而是真正的心怀坦荡、忠心为国，堪称名将的典范。
然而，王忠嗣忽略了皇权之下的政治残酷性。他忘却了他和唐玄宗并非亲生父子，即便真是亲生父子，在君臣关系跟前也是微不足道的。《新唐书》对王忠子做出“忠于谋生”的评价甚是恰当。
在数千载之人情社会中，与领导对抗，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一场针对王忠嗣的风暴悄然降临。玄宗的冷落，亦给了小人可乘之机，譬如奸臣李林甫。李林甫心胸狭隘，但凡朝中有人于皇帝面前崭露头角，定然难以逃脱其毒手。故而，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有人向唐玄宗呈递了一道奏疏，称王忠嗣与太子自幼相伴，关系密切，且曾言欲助太子早日登上皇位。不得不言，做一个奸臣亦需具备政治才能，李林甫之诬陷可谓是切中要害，直抵玄宗心窝。自古以来，太子作为储君，乃未来之皇帝，即便为父子兄弟，太子作为法理上之继承人，亦会受到现任皇帝之猜忌，唯恐太子谋害自己，篡夺皇位。因此，许多皇帝都会有意压制太子。
唐玄宗自开元盛世后，渐趋安逸享乐。愈发珍视皇位的唐玄宗，对早先的太子李瑛心生戒备。于是，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诬告太子李英兵变谋反，唐玄宗未经深思便轻易信之，随后将与此事相关的三个儿子尽皆诛杀。此乃唐朝著名的“三树之祸”。由此亦可见，作为历经宫廷血腥政治斗争而登上皇位的唐玄宗，对于权柄的掌控异常敏感。这道奏书直接致使王忠嗣深陷囹圄。若非哥舒翰饮酒误事，王忠嗣险些被处死刑。当时正值哥书翰接替王忠嗣担任陇右节度使，故而在述职之时，借机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