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最近比较懈怠，摸了一个和正文无关的番外，当作是补偿吧。故事背景设定在二战时期，涉及诸多史实，虽然作者查阅了一点资料，但不免有诸多错漏之处，还望各位谅解～
我专门买了最早一班从伦敦发往南安普敦的列车票，但抵达的时候，也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下车时湿润黏稠的水汽扑面而来，天空呈现出阴沉的铁灰色，雨水像雾一样粘连在空气中，但对于我被香烟和皮革气味折磨了六小时的鼻子来说，已经足够清爽了。我走出车站，在街角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辆带着我摇摇晃晃开起来的同时，我从口袋里翻出我的笔记本，最后一次温习我的采访对象的相关信息。
西奥多·诺特，他出生于1917年，一生里获得过的头衔与称号加起来，恐怕比我的十个全名都要更长。他生在伦敦，年少时远赴美国求学，战争爆发后，他作为飞行员参战，曾总共击落过十一架敌人的飞机。战时飞行员的伤亡率高达80％，可他却活了下来，而且毫发无伤。战后，他拒绝了军方和皇室授予的一切职位和荣誉勋章，拿起相机，开始跟随考古队和冒险家一起，拍摄记录全世界罕无人迹的原始地貌。
他曾经在亚马逊雨林中与鳄鱼对峙，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拍摄一种罕见的高寒苔藓，在南非草原上连续两个月追逐角马群迁徙，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出版了一本个人摄影集，那本书当年登上了伦敦时报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
全世界的探索类节目和杂志都希望有一天能邀请到他做一次独家访谈，可从没人成功过。
我隶属的杂志社叫作《探索伦敦》，没什么名气，在高楼林立的伦敦出版业中，就像间摇摇欲坠的破木屋，而我本人更是没有任何值得提起的记忆点：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辗转过几个国家，但都没做出什么建树，只在几本没什么人会读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评论作品和散文，而它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唔，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一定要问的话，我只能说，那比救济所早晨分发的玉米粥还要稀薄。
一家籍籍无名的杂志社，加上一位籍籍无名的记者，这两者加在一起之后，让人实在瞧不出什么希望。在向他的经纪人寄邮件时，连社长都没认为真的能收到回音，因此，在署名“西奥多·诺特”的信件飞进办公室的时候，整个杂志社的人都以为是自己发了癔症。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已经停在了山间。这里的山崖陡峭得如同锯齿，海浪在山脚下拍打岩壁。我下了车，眼前的私人疗养院就坐落在这片群山上，山间的松林仿佛墨绿的波浪，空气湿润而微咸。
门开了，一位年轻的护工小姐领着我进去，穿过狭长的走廊和露天的庭院，最后拉开了一扇紧闭的门。
这是一间温暖的会客室，厚重的落地窗帘严丝合缝地遮住了窗户，松木在壁炉中噼啪燃烧，松脂油的香气飘散在空气里，让人想要打个哈欠，如猫一样蜷缩起来睡过去。两张单人沙发摆放在壁炉旁，我在正对门的那张上坐下，将我的“装备”一一取出来摆放在桌面上。
雨似乎下得更大了，我坐在房间里，能够听见水珠叮叮当当敲打玻璃的声音。窗户没有关严，门开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流被带动起来，窗帘微微掀动。我慌忙站起身，看着诺特先生缓步走进来。
“晚上好。”他主动握了我的手，然后自然地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我飞快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尽量不显得失礼。
西奥多·诺特从不接受采访，但他的名气却从未有像潮水那样退去的一天，从青年，中年再到暮年，始终有诸多追随者忠实地迷恋着他。
人们为他传奇的经历和精妙的镜头语言赞叹，但更多还是为了他本人那张比作品更精致的脸庞——以及他神秘的私生活。一个充满魅力的，度过了传奇半生的男人，却一生没有缔结婚姻，甚至没有过公开的恋情，窥探欲是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小恶魔，没有事实以供赏玩，大众只好编造出种种或荒诞或真实的想象，用以平息躁动不安的八卦神经。
在来之前，我的同事们也向我“好心”地普及了几种流传度最高的，但是此刻，我抬起头来看着西奥多·诺特本人，只需要一眼，那些流言就像肥皂泡一样在我的脑海中被戳破了。
我面前坐着的，是七十二岁的西奥多·诺特。即使在夜晚，他身上的衬衫衣领与黑灰色条纹马甲依然挺括得一丝不苟，一截银色的表链从衣袋里漏出来，即使在那之后他又度过了五十年漫长的人生，但好像他从始至终都只生活在四十年代的岁月里，哪怕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和外界的想象不同，他的身材高挑，但并不十分强壮，而像一杆清癯的竹子。只有那双我在小报上看过的眼睛依然锐利而清澈，让人想起灯光下永不褪色的蓝宝石。
“晚上好，诺特先生。”我恭谨地弯腰和他握手。这是一只满布皱纹的手，手指如同粗砺的树皮，散落着老茧和伤疤。
他微微点头，坐回自己的座位，双手交叉着放在膝上，不再说话，只是用那双锋利的蓝眼睛看着我，显然是在等我开口。
“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说，同时打开录音笔，把笔记本翻到我记录问题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