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那可是百姓的立身之本啊。没了土地，你又横征暴敛，这些人不造反有鬼了。
还有，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天灾人祸，这谁也扛不住啊。
明末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大明初期太祖皇帝朱元璋对于土地政策是相当严格的。那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分官田和民田，官田田租税重，民田税轻。而且官田不允许买卖，在大明律法的约束下不但提高了国库收入，还使得生产力稳步进行，让百姓逐步安居。
而到了中后期，这条明初朱元璋制定下来的一系列政策就名存实亡分崩离析了。为防止藩王作乱，大明王朝制定‘厚养藩王’的政策，加上皇帝自身原因和官僚豪绅集团的贪婪无度，土地兼并愈发严重。
皇亲国戚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皇庄，圈占大量土地。各地藩王豪绅也各显其能，有的甚至直接暴力抢夺。也有得恩宠之人直接问皇帝讨要，当时流传“中原膏腴之地，半数归于藩王”的说法。明代的秦王被赏赐西安附近大量田地，其数量竟然超出了西安附近耕地亩数总和，作为补偿竟然在四川和汉中划拨土地给他。
河南的土地几乎都被福王占了。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二百万亩。后来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
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二百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少者七八十万亩，多者三百万亩。各州县已至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作“无地之租”。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
这些，朱兴明跟崇祯皇帝一一阐明，只听得崇祯皇帝一愣一愣的。大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子屡屡失败，现在似乎终于找到了病因。
“你的意思，就是让孙传庭在陕西大张旗鼓的试点，看成效如何？”崇祯问。
朱兴明也毫不避讳的点点头：“儿臣知道所犯死罪，可不这么做咱们大明就真的完了。父皇大概还不知道吧，就说在京畿吧，这北京城外有多少田地属于百姓所有。十之八九的土地都在哪些权贵之手，而且他们还不用缴税。”
崇祯倒吸一口凉气，大明，真的还有救么。孙传庭，真的没有反么。如果是这样，孙传庭还真是不怕死。细细想来，孙传庭一家老小都在京城，他好像没有造反之理啊。
“说下去。”崇祯似乎终于被说动。
“父皇，除了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绝大部分肥田，都被王公勋贵还地主豪绅侵占。咱们朝廷每年征收的赋税不会少，但这些人却从不缴税，那税款的钱从哪里来。地方官府只能继续搜刮百姓，百姓家破人亡活不下去，只能造反。”
崇祯皇帝只感觉冷汗直冒：“那、那江南之地呢，那里总还好一些吧。”
江南是财政赋税要地，如果江南也出了问题，那大明真的严重了。
朱兴明轻轻摇头：“江南，江南虽不如各地严重，可怕也到了积重难返之境。江南商贾居多，哪怕已经十分低的商税，这些人依然不愿意交纳。他们与官僚勾结，大肆损公肥私。这还不算，父皇你还不知道海贸有多大利润吧。为什么满朝文武冠冕堂皇的禁止开海，那是因为他们垄断着海洋贸易巨大的利润，却不用缴纳一分钱税收。还有一事儿臣大胆猜测，儿臣翻阅史书看到，骚扰沿海的倭寇，怕是其中的主力和幕后黑手其实就是咱大明权贵和海商。”
“你胡说什么！你擅自蛊惑孙传庭祸乱陕西，你做的就是对的么。”崇祯闻言不由得又大怒起来，从朱兴明眼里，大明似乎没有好官了。连倭寇都栽赃到权贵头上。儿子是否有些过于危言耸听，矫枉过正了。
朱兴明知道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彻底说服崇祯，只求道：“父皇，儿臣非是擅专。不试一试，咱们怎么知道成效。万一，孙传庭成功了呢？”
崇祯一怔，若是孙传庭在陕西政策成功了。当真是解决了流寇问题，那、那若是全国推广开来，岂不是万事大吉了。
很快崇祯皇帝又黯然起来，那有这种好事。世上之事真有那么容易，大明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陕西穷苦，孙传庭勉强有办法弹压。像是其他各省，若是也采取孙传庭的政策，非天下大乱不可。
毕竟，孙传庭在陕西的所作所为，是在跟大明整个体系集团作对。除非把这个天翻过来，灭掉大明王朝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洗牌。
问题是，自己就是大明的皇帝，崇祯不可能自己灭掉自己吧。那就只能是改革，触及筋骨的改革。
改革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于急躁只会适得其反。细工慢活又不知道到猴年马月，难道真的如孙传庭这样，先拿陕西做试点么。
崇祯又犹豫起来，他背负双手，在乾清宫不住地踱步思考。
朱兴明跪了下来：“父皇，别再想了。相信孙传庭，儿臣请您相信他吧。”
崇祯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