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董留成似笑非笑，话一说出口，像是变了个人，变得诗意满满：
“走，我带你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为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两人出了门。
这次他们一路向东。穿过人影绰绰的闹市街道，闹哄哄的街市很快甩在身后。又是一片空旷田野。田野里两人两手空空，脚步变得不紧不慢。他们的身边，不时会有行色匆匆、从田地里归来的人，肩挑粪桶、手捏锄头，擦肩而过。黄昏的田地让两人熟悉，也让两颗不安的心，对比着那些一脸焦虑、还在寻找生活安定的人，变回心安。是啊，如果不是白天的那场意外的话，两人或许觉得他们的一生，都将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一点不错的收入。他们将在这个体制里，慢慢的生老病死。即使生活曾经给予过他们不一样的艰难和痛苦，也能在此时，感受悠闲的喜悦、静默的享受和自由自在的谈天说地。
两人边谈边走，走到了路的尽头。
董留成停了下来，指着东边一条横亘南北的山，说那叫东山，山头上有一家近百号人的钾肥厂；转过身来，他指着向遥遥祝相对的西后山，说那是老尖山，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磷矿带，上面有一家比钾肥厂更大的落水沟磷矿，是县里的纳税大户。
天色渐黑。黑夜的大幕一点点拉开，也让董留成神情黯淡下来。他声音小了许多，说落水沟磷矿跟我们无关，是县城分局的企业；县税务局把大税源全留县城的城关分局了，留给我们江北分局的，只剩下了小鱼小虾、虾米虫子！在这种地方收税，没有复杂的业务锻炼人，再混下去，我们怕是要被边缘化了。
董留成的神伤，让王志山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稍息，他小声说了自己分工的遭遇，问他是不是没有这些糟心事？
董留成缓缓道：
“怎么可能？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造物弄人啊！哥们。你跟我比，好多了。想当年，我从学校出来，一波三折。跟我同一年毕业的，全被分到基层，一个也没留县城。有多偏僻的乡镇，就有我们多少同学的归宿。摊上这样的分配，即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只能任命。你为什么分到我们江北来？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竞争问题。之所以你不能留在县城，像杨华章，他是江西财大的本科生，文凭比你硬，税务局不论如何，总得把一拨精英集留住，打理像落水沟磷矿这样的大企业。再说鲁媚铃。她同样是大专文凭，跟你和杨华章相比，还多了一层社会关系。照理说她只是一名教师出身，搞的不是经济，跟税务局八杆子打不着，跟你们没法争，可留她不留你，背后有深层次的考量。你可晓得鲁媚铃何许人物？她本人倒没有什么，关键是她有一位名叫李秀莲的婆婆。李秀莲是县城出了名的接生婆！接生婆本来没有什么，可人家接生婆有手艺，你没有。人不都要是生孩子吗？生小孩是过鬼门关。所以李秀莲与某些人之间，多了这层关系，达成了某种默契。到了你分工的节骨眼，鲁媚铃不仅能从外地州调过来，还能顶了你，留在城关，让你分到江北。”
一席话，说得王志山茅塞顿开。他看着董留成，像是死结解开，他完完全全地放下了。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问题，说得如此透，如此明白。为此，他相信董留成所说。他那颗浑圆的脑颅里，究竟隐藏了多少洞察人性、人心的智慧？
看着眼前双眼在夜幕下闪着昱昱的光，自己的学长、曾经叱咤风云的学生会主席，如今分工小镇，现实磨练了他，他已然波澜不惊。虽然他还很年轻，可王志山实在想不出，如此恶劣的环境和工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变得如此练达？
董留成似乎看穿了王志山的心思，再次开了口，娓娓而谈：
“每个收税人都会经历阵痛。就像你今天。我也不例外。我刚来的那会，情况跟现在比，好不到哪里去。你知道，自古以来收税都是往别人腰包里掏钱。掏钱对于每个人而言，着切肤之痛。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叫做‘取得恶’、‘予者善’，这话放到今天，不管时代再怎么变，暂时改变不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税制，从建立到现在，总共不过五、六年时间。之前税、利不分，老百姓想做生意，被当成‘尾巴’给‘割’了；老百姓想缴税，也没有人收。后来穷则生变，不得不让税收走出了‘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走入寻常百姓。老百姓理解、认识税收需要一个过程，总得有一个过度期。过度期有人想不通，或者因为掏钱心痛，跟你找碴、找不痛快，在所难免。我分工的那年，我记得是一个比往年要冷很多的冬天。农贸市场的鲜猪肉摊，上百群众围成一个大圈，全在看着我们和十几位杀猪匠上演没有配角的‘戏’。杀猪匠们拍打着案板，跟着拍出的节拍，挥舞二尺长的剔骨刀，叫得有板有眼：‘我们农民，杀猪已经交过一次屠宰税了；现在来卖肉，又要缴一次，家民的钱是不是树叶，大风刮来的，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周围有群众喝倒彩。对抗面前，你可以想象，我们拿什么跟拿杀猪刀的，讲什么法律法规？那不成了秀才遇上兵！但是，为了头顶上的国徽，我们只有控制着自己，用微笑、耐心，心平气和地解释。两、三个小时后，围观群众才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