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几段，墨水的颜色变浅了些。再向后几段，颜色又有细微区别。想来他不是一次写成，从离开维也纳开始，每天写几段。
除了那第一段抱怨我对他不如他心中的“影子”亲切，他没有再提任何暧昧的话题。只是平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看歌德的感想，在参谋学院学习。还说他在车站，看到一个类似我的人。
第二封信到来，是9月初。这一封长一些，和上一封风格稍有不同，没有描绘他生活的经历，而是论及历史。
他提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说他们信奉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您和父亲都喜爱神秘学，您也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一回事吗？一个人的想法，会影响到现实吗？”
他提到古罗马皇帝提比略·格拉古。
“他制定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受到民众拥戴，可是最终触动元老院的利益，受迫害而死。我认为他做了正确的事，您怎么想呢？”
后来他还提到了他喜欢的音乐家巴赫、勃拉姆斯等等。
是他的前一封没有回音，所以这一封信中他努力变换话题，想从中探寻我的喜好吗？
最后是他记下一则自己的梦。
“那是在莫德林的湖中，我划着船，我问您想去哪里。但您一直面向前方，没有回答。”
“船并没有翻，也许，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
最后这句话就像一声淡淡的叹息，给这封五页的信画上句号。
我把信折叠起来，放进书包。
一直没有回信，阿尔伯特，你怪我吗？
这天以后，我心中时常有阿尔伯特的身影在徘徊，我也开始在现实中见到“肖似”他的人了。
在教室里等待上课铃，有同学来到旁边，我听到一个酷似阿尔伯特的声音问道：“我可以坐这吗？”
老师走进教室，打开讲义。用一双类似阿尔伯特的眼睛扫视同学，然后问我们，上次的作业是否完成。
图书馆里，管理员用一双形似阿尔伯特的手将书递给我，温声道：“借这本书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呢。”
这天放学，大街上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我和同学带了两大包军人衣物送去医院，这是大学里的国防辅助活动，帮伤兵缝补衣服。希尔德说我必须参加，“要是再不积极，就要选修家政和园艺课来抵消。”她说。
在医院接头的士兵清点了衣服，指着其中一件，说这个人前天紧急回前线，已经用不着了。
“路上过桥时遇到游击队捣鬼，他们车里的五个人连车一起，——砰！”他双手往上一扬，意思是车子整个炸上了天。
“啊！”和我一起的女同学捂着胸口低呼。
“好啦，不要怕，姑娘们，”那士兵说，“已经处决了当地的100个平民做为报复。不这样，那些法国人是不会学乖的。”
“就该这样！”女同学恨声说，“死两百个也抵不上我们士兵的性命。”
医院出来往回走时，不断与医院和路上的军人相遇。阿尔伯特的背影重叠在每一个国防军军官身上。
不少军人背着行李，奔往火车站，重返前线。
这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轻面孔，都将一无例外地走向20世纪最大的灾难，体验一场生命和信仰的幻灭。
“你原本答应我要遵从内心的。”心中久违的声音响起，温和中带着轻微的责备。
“是的，我不是做过决定，听从过了吗？”我对它说，“否则也不可能来到这里。”
“但听从内心不是一个决定的事，它要求你每件事、甚至每时每刻检查自己，看自己是否做出了真正的决定。而不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听从固定规则。”
“可是，理性很重要——”我反驳。
那个声音发出叹息，“哪怕从古希腊人算起，理性也只诞生了两千年。没有理性之前，人类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理性很重要，但它不是生命的全部。不要迷信理性。也不要因为理性而欺骗自己。”
我包里还放着给阿尔伯特的回信，好多天了却没寄出去。这算不算欺骗自己？
“你是害怕。”最终它说。
“不，我是不希望伤害别人——”我辩解。那个声音再无半点消息，我失去了可反驳的对象。它最后一句话一遍遍在脑海中回荡。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害怕。
害怕失去和痛苦。那么，我是否应该让“害怕”主宰选择呢？
“叮”一声大响，电车停了下来。司机说前面有段铁轨昨天被空袭炸坏了。
个别乘客抱怨起来，“怎么不早说——车票钱怎么算？”但是终究也没闹起来，而是恨恨地咒骂着“好战的英国佬”老老实实下车。
我也随着下车，然后微微震惊，因为第一眼就看到了邮筒，就在路边的烟草店门前。
这是巧合吗？回头再看那辆停下的电车，我一时间觉得整个事件像是假的，难道是为了让我投递信件，轨道才坏掉的吗？我的手不由自主把信掏了出来。
不不，理智说，不是这样的，作为对德国对伦敦的轰炸，从9月起英国飞机也到柏林来空袭，虽然总是高射炮把它们赶走，但道路和建筑毁坏却是难免的。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