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杨渥派大将秦裴挂帅,出征江西,一举攻克洪州,生擒钟匡时以归。
杨渥痛斥钟匡时,责他父子与淮南多年为敌。钟匡时声泪俱下,表示悔过,伏地叩头,只求赐死。举拳难打笑脸人,杨渥忽然动了恻隐之心,只杀了钟匡时的幕僚。
杨渥任命秦裴为洪州制置使,而自己则兼任洪州镇南军节度使。从此,淮南兼有江西之地。
洪州被攻克后,境内吉州刺史彭玕,深受钟传之恩而不愿臣服淮南,于是转而投降潭州马殷,以拒淮南。
彭玕,也是趁黄巢之乱而自结民兵土团,后投靠钟传,被钟传任命为吉州刺史。据相关史籍记载,彭玕与主公钟传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尊崇儒术,大力推广教育。有意思的是,史载彭玕喜读《春秋》,且重金求书,有“十金易一笔,百金酬一卷”之说,与钟传的“一字千金”十分相似。
在吉州任,彭玕修缮城池、发展经济、整顿社会风气(如严禁赌博、严打盗窃),为政清廉,百姓称颂。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正是彭玕的大力修筑城池,奠定了今天吉安市的基础。
马殷对彭玕十分器重,与他结成儿女亲家,马殷之子马希范娶彭玕之女。
当然,也有部分史料对彭玕的某些污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例如他投靠马殷时,胁迫数千江西百姓前往湖南,再比如他对待部下尖酸刻薄……
《新唐书》是夸他的,因为欧阳修是编撰者之一,而欧阳修与彭玕是老乡,都是庐陵人;《江南野史》则详细记载了彭玕“掠民入楚”以及尖酸刻薄的负面故事。
《江南野史》的作者是吉州人,该书是站在南唐的立场,而淮南杨氏集团是南唐的前身,与彭玕是敌对阵营,故而多记载其负面故事。并且该“野史”错误甚多,特别是有关彭玕之死的记载,书中说彭玕投奔马殷之后,杨行密刨了彭玕的祖坟泄愤,发现坟内有一条两丈长的大蛇,杨行密当即斩杀了这条蛇,而远在郴州的彭玕如有感应一般,立刻一命呜呼。
这段记载存在很明显的硬伤,因为淮南兼并洪州是在杨行密去世之后,而彭玕一直活到长兴四年(933)。
第四,抚州危全讽、信州危仔昌。
淮南杨渥兼任镇南军节度使,却并未取得镇南军的实质性统一,例如境内的抚州、信州的危氏兄弟就拒绝听命于淮南。
抚、信二州均为洪州镇南军辖州,钟传自抚州发迹,入据洪州时,危全讽乘虚而入,夺取抚州,又命弟弟危仔昌窃据信州。钟传做了节度使之后,曾以武力讨伐,并最终使危氏兄弟臣服。
钟传死后,危全讽认为自己已经履行完了臣属的义务,不再听命于钟匡时的调遣,宣布脱离镇南军而独立,“听钟郎为节度使三年,吾将自为之。”
于是,淮南杨渥与危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危氏兄弟不敌强大的淮南势力,抚、信二州并入淮南版图,自此,淮南尽有镇南军之地,完全控制了江西。
危全讽兵败被俘;危仔昌则逃往杭州,投奔了钱镠。钱镠很反感他的姓氏,于是给他更姓改为“元”。
第五,后梁朱温。
淮南与朱温之间的较量相对复杂,多与荆襄势力有交错,权且称之为“梁、淮、楚三方混战”;也有小规模局部正面冲突,例如淮将米志诚攻打颍州。
激化地区矛盾,挑起梁、淮、楚三方混战的,是着名的问题儿童——朗州雷彦恭与网红孙子——高季昌。
高季昌是朱温干儿子的干儿子,双料干孙子。这孙子实在太孙子了,朱温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作为汴州势力南大门的看门狗,却不料这是一条国之猛狗(不是骂街,这还真是句文言,典出《晏子春秋》,成语“酒店猛狗”)。
当时南方诸藩如潭州马殷、福建王审知、广州刘隐等,皆向朱温称臣纳贡,而由于淮南势力的阻隔,荆南地区就成为南方贡赋进入汴州的必经之路。
高季昌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拦路抢劫,“留其使者,掠取其物”。人家是给你爷爷送钱,你还劫人家,不愧孙子。
面对高季昌的抢劫行为,路途遥远的如福建等,只能写信谴责抗议,而像潭州马殷这样,与之相邻又实力强大的,就武力维权。
而每当受害者提出抗议,“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时,高季昌总会乖乖地交出全部违法所得,低三下四赔礼道歉,“即复还之而无愧”。
据史籍描述,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前文也多次提到,荆南地区屡遭战火侵袭,几乎成为千里无人区,实力很弱。既然如此,要么就别招惹南方诸藩,别手贱,规规矩矩做爷爷的看门狗;要么就一不做,二不休,对,是我抢你的,就抢了你了,怎么招吧,我怕谁?我爸是李刚……不对,是李让,我爷爷是朱温!
运钞车一来就抢,人家一抗议就物归原主,吃饱了撑的?更关键的就是“而无愧”这三个字,真丢尽天下劫匪的脸。
南方诸藩也因此送给高季昌一个响亮的雅号——“高赖子”。
潭州马殷就曾不堪其扰,发兵攻打,武力维权。唯恐天下不乱的跳梁小丑——朗州雷彦恭拍手叫好,与马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