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闻言，心中盘算着时间线。
法医经过推断，田中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两点左右。
加藤皱起了眉头，如果海江田所述属实，那么鼬在田中一郎死亡的推测时间点上确实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因为在特高课，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海江田医生，您确定宇智波鼬没有中途离开过吗？哪怕是一小会儿？”加藤继续追问，试图找出一丝漏洞。
“我可以肯定，他一直在我视线范围内，我一直在处理他的伤势。”海江田回答得很果断。
海江田信安出身于日本着名的医生世家，他的证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这让加藤暂时打消了对李肆的直接怀疑。
离开医务室后，加藤陷入了沉思。
田中一郎的死，宇智波鼬的完美不在场证明，这一切似乎都太过于巧合。
然而越是完美，就越让人怀疑为什么偏偏这么巧？
他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局，而幕后之人，必定是对特高课内部情况十分了解。
接下来的两天，加藤开始暗中调查，他走访了每一个可能与田中一郎有过接触的人，同时密切关注宇智波鼬的动向。
但李肆的表现却异常冷静，甚至在田中一郎的追悼会上，他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悲伤和庄重，这反而让加藤更加疑心重重。
不过很快，他自己也陷入了麻烦之中。
1938年12月29日，王副总裁在长棉的河内发出的“艳电”激起了千层浪花。
（这个“艳”字代表的只是一个日期，指的是写29日。因为在当时发电报时使用的是“韵目代日”方法，王兆铭12月29日发的这封电文，在署日期时用了一个“艳”字，这才产生了“艳电”一说。）
他公然宣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这无疑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告了他的乞降立场。
他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这番言论，似乎为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描绘了一个和平的蓝图，然而这蓝图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屈辱和妥协。
这不仅仅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封电报的发表，无疑坐实了他与日本秘密勾结、意图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愤慨和唾弃。
对于整个抗日阵营而言，这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它清晰地划分了忠诚与背叛的界限，激发了更多人的抗争之心。
看到这一幕，远在魔都的李肆也是叹了一口气。
他这个小蝴蝶的翅膀，还不够硬，煽动的风暴还不够大。
但是李肆之前冒险传递的情报，虽然未能阻止王副总裁的卖国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军统魔都站的命运。
王天封的及时应对，使得日方针对魔都站的清洗行动功亏一篑。
但是这无疑让日方特务机关意识到，他们内部存在着尚未被揪出的“内鬼”。
这种认知加剧了日方的紧张情绪，也使得他们对内部安全机制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李肆和加藤和树，作为直接参与了审讯军统魔都站的特务，自然成为了重点审查对象。
加藤和树作为特高课行动组组长，对于被审查感到震惊和不解，他坚信自己的清白，但同时对内部的复杂局势感到忧虑。
审查的过程异常严格，加藤和树的过往记录被逐一翻查，他与田中一郎事件的关联也被重新审视，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与军统有任何瓜葛。
李肆则通过之前建立的“无辜”形象和已经被田中一郎搞过一次的经历，成功规避了直接嫌疑。
两人的审查虽然严格，但依然无功而返，使得日方的怀疑仍旧悬而未解，内部的猜疑氛围更加浓厚。
李肆本以为一切都会照着自己的剧本走下去，然而意外总是接踵而至。
这一次地毯式的大清查，竟然出了变数。
董乾坤，一个看似平凡却背负重任的红党特工，始终如影子般在特高课内部游走。
他以一个泔水搬运工的身份，每日穿梭于厨房与外部，看似不起眼，实则承担着传递情报的重责。
平日里，董乾坤总是在饭后将泔水运至指定地点，利用这个机会将情报传递给接头的同志。
但今日，他刚准备出发，便被一群神色凝重的特务拦下。
他没想到，今天的大清查会如此严密，每个离开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
董乾坤排着队，心中暗自祈祷能够顺利过关。
搜查开始，特务们逐一检查所有人员，从衣物到随身物品，甚至鞋子，无一遗漏。
“你，过来！”搜查员指着董乾坤，语气严厉地说道。
董乾坤心中一紧，但他努力保持镇定，缓缓地走到了搜查员的面前。
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慌张和不安都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他心里却在飞速盘算着对策。
他身上藏着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