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若山八五年七月毕业于位于江城市的江南财校税收专业。那个时候，税务专业毕业的中专生还不多，分工也很容易，当时话叫“很吃香”，稍微有点门路的都可以留在省城或市局。毕业前，他高中同班财校同专业的同学带他去江城石化厂找他叔叔帮忙分到石化厂，石化厂是大型央企，待遇非常好，他没同意。江城市税务局也因第二步利改税后急需税务专业人才，想把他留下来，他也没同意。
他一心想着回宫亭县他的家乡工作，他来自农村，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宫亭乡下，跟许多农村考上学校的人一样，只要能弄到一份工作，拿固定工资，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留不留城没有奢望。
但他还是没能回到宫亭县，他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的是服从分配，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服从组织分配”、“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只有那些有官场背景有政治眼光的人家，才不会那么天真，相信什么“服从”、“挑选”的谎言，千方百计也要找关系找路子，把孩子留在更好发展空间城市里，为未来谋划铺路。他的学生档案里籍贯填的是祖籍湖阳，而且又是在湖阳三中报的考，毕业直接分配到了湖阳县税务局。
虽然祖籍湖阳，湖阳乡下老家也还有个叔叔，财校读书就是他资助的，但叔叔在农村供销社做仓库保管员，没什么社会关系，为人又很低调，也没想过找人安排在县城，湖阳县税务局直接把他安排到与安徽交界的偏远山区土木税务所。
七月中旬的一天，水若山挑着姐姐送的红木箱子和一床棉被一大早出发，步行20多里到沙江公路上隔壁乡的汽车站上车，到得湖阳县城再转班车、三轮车经山路一路颠簸到土木乡，已是今晚时分。挑着行李问路到税务所。税务所的陈老所长坐在门前的水泥墩上正磕着黄烟筒。
从此，他就在农村税务所干上了，且一干就是九年，九年了，与他同学的大多数已混上了科处级，而他一直只是个农村税收专管员，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税收业务是顶尖的，还曾参与省税务局组织的纳税检查一书的编写，执笔企业所得税检查章节，但为人固执，认死理，不会变通，原则性很强，人们送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水马列”，正因为原则性太强，就从来没有那位领导敢用他、更别说重用他。
记得是八五年十二月初，他从学校毕业才几个月，因为税务查账能力已显露出来，就安排他管理几家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为备战备荒作准备而兴建的，厂址都在深山沟里，八十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还占主导地位，厂址虽然偏僻，交通不便，但生意并不差，其中一家纸厂，年纳税额达40万元，当时年纳税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属于重点企业，其纳税申报审查表要向省税务局报送。
在次月七号，也就是十二月七号，水若山在审核该厂的纳税申报情况时，发现该厂实际销售收入与纳税申报表上的收入不符，由此而计算得出的产品税（那时候征收的是产品税，还没有增值税）申报的比实际的要少4万元，他签了审核意见，发回要求该厂重新申报。纸厂厂长和财务人员找到他们冯所长，冯所长把他叫到房里说，“小水，这少报的4万元产品税是县领导吩咐的，你就按厂里的纳税申报表，填报重点税源企业报表上去就行。”
这事对他这个初出校门才几个月的小伙子来说，是怎么也想不通的，学校老师没教过，县领导可以随意减免数万元的国家税款吗？领导难道有这个权力？
但他又没有办法，只能少收纸厂的4万元税款，但在报到省税务局的《重点税源情况表》下面的备注栏里，他注明了少收的税款，并说这是县领导口头减免的。
当然这份报表没有到省局，因为各所的报表都要经过县税务局汇总统一报送省局，县局计会股和税政股的人看到他的备注，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吴东生局长作了汇报。
吴局长知道这件事后，告诉他这么做的是县政府分管财税口的刘常务。局长也知道，擅自减免税收且金额较大（当时全县的税收总收入才280万元），这是违反税法的，但县长决定的，他只有执行。而这个水若山竟然拿县长都不放在眼里，实在是有点“马列”过头了。
十二月九号一大早，税务局吴局长陪着刘常务一同到所里，找到水若山，告诉他，由于今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已经完成，所以这4万元产品税暂时免收，作为企业利润上交政府财政（水若山后来才知道，那4万元实际用于刘县长买了辆伏尔加轿车）。
他还是不理解，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坚决认定领导也无权减免税，刘县长气得拍桌子。好个水若山，认为领导不尊重他没关系，但不能不尊重国家税法，一气之下，竟把桌子掀翻，然后头也不回地赌气走了，把个局长和县长大人留在那儿发呆好半天。
水 若山先是跑到乡出口处的烈士纪念碑前默立了十几分钟，口中念念有词，动情之处两行热泪在他年轻稚嫩的脸上滑落。之后掉转头，坐上三轮车，到中转站搭上开往江城的班车，徒步了近40分钟，到达他的母校江南财校。像十几年后的水若山一样，也在对自己的母校注视良久，感慨万千。他就是不明白，老师教